有一种非常残忍,但必须被说出的事实是,不是每个大人都具备看见孩子的能力,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孩子,而是因为他们的内在结构还没有足够稳定、足够成熟、足够宽广到可以容纳另一个生命的复杂。很多时候,大人以为自己在教育孩子,其实是在用孩子来安抚自己。在教育中最关键的问题,怎样的人才真正有能力看见孩子?要做到看见:

第一个关键能力是内部要足够稳定。一个内心长期处于紧绷、焦虑、担忧甚至失控的大人,是没有办法真正看见别人的。他的神经系统忙着维持自己不崩崩溃,他的大脑忙着管理自己的压力,他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去理解孩子。这个时候,孩子的每一次拖拉、哭闹、拒绝、沉默,都像是在戳他尚未愈合的痛点,他只能本能的反应,而无法真正看见。能够看见孩子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能分辨这是孩子的情绪,还是这是我被触发的情绪。一个没有情绪分化能力的大人,会把孩子的每一种反应都等同于对自己的评价。孩子不听话,他觉得自己失败。孩子拒绝,他觉得自己被否定。孩子焦虑,他觉得自己被拖累。孩子沉默,他觉得自己被疏远。这样的状态下,大人看到的不是孩子,而是自己。

第二个关键能力是心理空间。心理空间狭窄的人,只能容忍一种情绪、一种答案、一种节奏。孩子稍有偏差,他们立刻紧张、指责、控制。孩子稍有波动,他们立即纠正、压制、要求,因为他们的内在没有余地容纳一个正在形成自我的孩子。而心理空间宽广的人,会在孩子的混乱中保持平稳,在孩子的情绪中保持柔软,在孩子的试探中保持耐心,他们能让孩子的情绪先出现,不急着处理,也不急着反应,这就是心理成熟的表现。

第三个关键是心理化能力,也就是能够把孩子的行为理解成他正在经历什么,而不是他故意这样对我。孩子的拖延是焦虑的表达,孩子的顶嘴是边界的试探,孩子的发脾气是承载能力的溢出,孩子的不合作是自主感的挣扎。只有能看到这些内在动因的人才有能力真正理解孩子,而不是把孩子的成长过程误判为问题行为。

第四个关键是稳固的自我感觉。需要通过孩子证明自己价值的,大人是无法看见。孩子的孩子必须优秀,自己才觉得有面子。孩子必须听话,自己才觉得有威严。孩子必须成功,自己才觉得没有失败,这种自我结构的脆弱,使得大人无法承受孩子真实的发展节奏。真正能够看见孩子的人是那些自尊来自内在,而不是来自孩子身上的人,他们不会因为孩子的情绪而失去稳定,不会因为孩子的行为而否定自己,这让他们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焦虑上。

最后我想说,看见孩子其实不是技巧,而是成熟度,不是你学会什么方法就能做到,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做不到就永远做不到,只要你愿意从觉察开始,愿意在每一次情绪被触发时停一秒,愿意在每一天的互动中问自己一句,孩子此刻正在经历什么?你已经在向能看见的人迈出了第一步。
【简论,委内瑞拉“变天”中“抓捕马杜罗”的“程序正义”】从观察者的立场,在这些年的世界危机中,比如说从俄乌战争,以色列与哈马斯,以色列与伊朗以及刚刚发生的委内瑞拉总统被美军抓捕的事件中引出的被我们所广泛讨论的,“尊重他国主权”,“程序正义还是结果正义”,“尊重国际法”等等的字眼中,体现出了太多的中立、淡薄与天真。

单就委内瑞拉的问题而言,本应该作为民意表达的“选举”在这里已经变成了独裁者愚弄、操控人民的工具。那些自命为“代表人民”的人,他们其实并没有“为人民服务”意愿,他们实际上打算驱使人民为之服务,以达到他们多少有些肮脏的目标。

各种的来路不明的政客、记者,民间团体与唯物主义者随之为其发言,他们受其代表的各自利益集团的支配,他们“同情”任何类型的独裁、威权。他们只向他们代理的令人怀疑的金融家、政党、媒体以及所谓的诸如追求“程序正义”、“尊重国际法”的政治教条负责,然而,这些人却不向任何人民与小孩子都能懂的政治常识负责。

由此,在这种同情心泛滥的“理性思维”面前,所有有“进攻性”的政治思想就会倾向于表现的畏首畏尾。于是,这些思想就不免会陷入与无人愿意直面的真空地带。然后,那些打着追求“程序正义”、“尊重国际法”,“不干涉他国内政”旗号的独裁者就会纷纷涌现。 因此,世界越是被“理性的”,“中立的”,“进步的”思想影响, 其也就会越来越陷入与混乱之中。

就目前看来,第一,左派的“理性”、“包容”与“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为了一门生意。并且,第二,“左派”统治的权力依靠的是,1. 对内,将散漫、麻木灌输给人民、2. 以及在对外政策之中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就将恐惧的情绪放大扩散这两种情绪来维持。 这样下去,只会有一种结果,即为“理性”、“程序正义”、“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些理念就势必会演变为独裁者操纵国际政治娴熟的工具;而真正试图维护国际秩序的国家在这些独裁者的眼中就不免沦为像堂吉诃德“勇者斗风车”式的一场庄严的闹剧,引普京、梁家河嘲笑。

如果将以上这些凝练成两句话,那就是:个体与个体的“程序正义”之所以合理,这是由于它负责的对象是成文的法律;而主权对主权的“程序正义”之所以不合理,这是由于主权的负责对象是造物的上帝。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唯一能够信奉的就是“IN GOD WE TRUST”这个古老而坚定的历史审判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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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第一课:不要同情任何人。
社会第二课:不要相信任何人。
社会第三课:尽量不要帮助任何人。
社会第六课:不要把所有人想的太好。
社会第四课:做好该做的事,不要量任何人。
社会第五课:不跟社会工作同事说自己的心里话。
社会第七课:不要把家里的情况说出来,没人会同情你。
社会第八课: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与评价,做好自己。
社会第九课:人都是会变的,不要把一切关系看得很重。
社会第十课:世界上没有好人,做好自己最重要。
社会第十一课:出社会没人会因为你年纪小包容你,而是会变本加厉欺负。
社会第十二课:利益之下看人格,权色之下见品德。
社会第十三课:靠人人倒,靠山山倒,人生靠自己。
社会第十四课:人有时要学会装傻看破却不说破。
社会第十五课:有时要学会做人,不轻易得罪人。
社会第十六课:落魄一次就知道身边的是人还是鬼。
社会第十七课:做人不能太老实,再好的朋友也会出卖你。
社会第十八课:对没良心的人,不值得帮助。
社会第十九课:放下心中那份执念人生自会坦然。
社会第二十课:但凡一个人见不得人好、见不得人高明、眼里只有胜负。
社会第二十一课:没有人情世故,是没有容易之心。
社会第二十二课:做人要往远处看过了山,眼界就开了。
社会第二十三课:感情永远不是廉价的,善良永远是有底线的。
永远不要问别人原因,既然事情发生了,原因就不那么重要了。你之所以想要一个答案,是因为你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记住,人的话越少,精力就越集中,气场也会更强大。别人想告诉你原因,一定会主动的告诉你,不告诉你就不要打破这个沉默。
心理学上有一种很可怕的人,那就是不会好好说话的人。对于这类人,我们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述情障碍。他们在亲密关系里,很难冷静的与人沟通,往往一开口就是愤怒,极端的状态,哪怕有时候是想表达关心,说话也是要夹枪带棒,要呛你,充满着火药味。并且越是亲密的人,他的态度可能会越差,有事情障碍的人往往背后都存在着巨大的创伤,原因就是当一个人觉得表达情绪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时,他就会用更直接,更粗暴或者带有攻击性的方式来代替性表达,这样对他来说更加安全。

他们早年大概率长期生活在情绪被忽视,甚至不被允许表达,一旦表达出来真实的情绪,可能面临的是被否定或者被惩罚的环境里。比如一个孩子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当他回家向妈妈哭诉的时候,当妈妈非但没有安抚他,反而对他说,人家怎么就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呢?那么这个孩子就知道哭是没有用的,下次他肯定不会在妈妈面前哭了,她学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表达情绪有时候是很危险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不能依靠别人来安抚和理解我的情绪。

当一个人长期习惯性的压抑自己的情绪,他就会慢慢变成一个不会表达情绪,甚至看不见自己情绪的这么一个粗信条的人。当他进入到其他的关系,在面临一些需要主动表达自己的时刻,识别并表达情绪就变成一件很困难也很危险的事情。当对方一旦碰触到他内心的敏感地带,他就会立刻做出防御,他必须要先攻击别人,才能将自己可能会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可说情障碍的人在一起久了,你可能你会慢慢的变成这样的人,因为你想好好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不会跟你好好说话,那么你就必须要切换到和他们一样的愤怒模式。你也要进行人身攻击,你也要学会阴阳怪气,才能和对方解决问题,也才能保护自己的边界,比如受到对方的侵犯,但这无疑会给你带来巨大的精神损耗。
多数的心理创伤都可以用三个分不清来概括,分别是:分不清想象和现实,分不清感受和现实,分不清别人和自己。什么意思呢?咱们一个个来展开呀。分不清想象和现实是指没有办法区分哪些是夸大的想象,哪些是客观的现实。典型的比如灾难化的思维,把任何问题都想象成巨大的灾难。还有一种是总觉得全世界的目光都围绕着自己,大家都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放大了很多他人的眼光,这些都来自过去你的世界,也分不清想象和现实。比如有些父母为了管教孩子,会故意夸大很多问题,动不动老师就来抓你了,我们不要你了,亲戚说的一句话动不动就是活不下去了,你让整个家都没有面子。这些就是在打造很多灾难化的想象,从而让我们也没有办法客观的看待一件事情。

那分不清感受和现实是指什么呢?通常是指过激的应激的感受,驱使着我们做出了超越现实的冲动的行为,或者感受太恐怖,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反应。

比如有些人一有问题就炸毛、摔东西、暴怒,没有办法平静的面对问题。现实中,可能只是孩子犯了一个很小的错,甚至只是一个椅子没放好一个袋子打不开,就感觉要崩溃了。因为在刹那间,他感觉到被质疑了,被看不起了,刹那间觉得自己很没用。

还比如对方只是没有回消息,我们感受上好像已经被抛弃了,这段关系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就很容易做出不干了、分手了、虐待、发泄等一系列过激的行为。

那还比如相反啊,我们太害怕导致身体僵化,没有办法反应。那造成的原因啊和上一个是类似的。但通常伴随着体验上的身体上的惩罚,那么你也就不仅仅是觉得问题很大,身体也会下意识的有应激的感觉。

比如有些孩子常年被父母吵架吓到,长大听到声音就会害怕发抖,小时候反复的被嘲笑了某个点,长大后相关的评价他都反应很激烈,而且往往感受会比意识先行。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看到问题是什么,你就已经有应急的反应了,你就已经直接僵住了,麻痹了。

那第三个,分不清别人和自己啊,通常是两个方面,总是担心别人怎么想,而忽视了自己。也就是分不清什么是自己的需要,什么是别人的需要,从而在关系里过度退让讨好,或者是把我们的创伤投射到别人那里,觉得别人就是我们想的那样。这常常呢也是重现过去的关系模式啊。比如说你的家庭容错率很低,一有问题就否定你、怀疑你。你过去体验到的就是不被接纳而被夸被认可,对你来说太陌生,你会怀疑,你会不信,我们会去验证我就是不好的,和过去得到的评价一样。比如小时候一直要做贴心小棉袄,做不到就会被说不乖不懂事,那么你就把别人的需要理解为自己的需要。就像小时候父母把自己的责任放在你身上一样,他们也分不清自己和你的责任。
允许别人变心,允许别人权衡利弊,允许别人深思熟虑之后选择,接受世界上的分道扬镳和事与愿违,让别人去选择对他来说更好的生活吧,我也可以!瞬间醍醐灌顶,原来这就是释然。今年最大的收获:学会认栽离场买单,学会释然放过自己。
不到一定年龄,你是不会懂得,你只有足够的复杂,你才能更好的简单,没有经历足够的复杂,你是很难在今天保全你的那份简单的,看透复杂是你的能力,选择简单是你的境界。
你知道生气的背后是什么吗?生气的背后就是无能为力。如果你对于一件事儿手拿把攥,你觉得这事儿你完全能够hold得住,那你肯定不会生气,但是如果这个事儿超出了你的掌控范围,你开始恐惧和担心了,愤怒的情绪就来了啊。所以发火生气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得知道,情绪是一种信号,就是你内心诉求的信号。强者活在事情里,弱者活在情绪里。真正的强者,遇事先冷静下来,再让事态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事情好起来了,脾气自然也就没有了。
【客观性、主观性,奴隶与自由】既然人类存在着不同的认知方式,那么这些不同的认知就一定会有着优劣的区别。然后人们就会依据不同的认知做出正确或者错误的选择。

同时,我必须指出,正因这样的认知是有关于个人的认知,而对于个人,我们又总是被限定在不同的生活状态之下,所以,倘若我们不能凭借自己的生活而得出某种独一无二认知,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类的“动物性”指的就是人类无法用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其他某种认知而得出自己的认知的一种现象。因此,“动物性”比较强的人类要么是会对一些虚无缥缈的或和自己经验无关东西表现出完全的确信;要么就是在这种虚无缥缈的感觉之中不能将自己的认知充分的溢于言表,从而造成他们被强行灌输给其的某些认知以及那些他们从外部获得的一些词不达意的认知吞噬、撕咬;又或者是他们将这些词不达意的认知自诩为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经验来对他人买弄着诡辩之术、以及在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扮演着“理中客”的角色来左右逢源,然后这些人最不免会反过来被各种观点玩弄于股掌之上,进而造成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彻底的混乱与绝望。

所以,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状态,其实都是在各种各样自身主观的感受和生活的双向反馈刺激之下而形成的一种非理性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不但从一个人认知形成的开始就祛除了所谓“客观”的特征,并且,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每个人从诞生的一刻其实就存在着“主观性”的根本差别。

而现如今,“理性”与“客观”居然被很多人视作为了一种神圣的事物,在这里我要强调,所谓人类的“奴性”恰恰就是被这些脱离了自身生活状态的“客观性”所束缚而形成的后果。换言之,这些人在与周遭的“观念意识”交锋之时没有能力通过自身的经验来产生出自我的意识,因此他们在人格上就一定不是独立的。他们会时刻感受到担忧和畏惧,这是由于他们的自我意识早已被各种外部的“客观性”在不知不觉中所彻底颠覆。

一般来讲,我们当然可以接受包含着各种各样差别的“客观性”,但唯一的前提就是它必须与我们自身的生活经验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倘若我们在接纳某些“客观认知”的同时察觉到了我们生活的改变,或者是我的生活经验引导我们可以从所谓的“客观认知”中拿走一些东西,或者为“客观认知”添加一些东西,在此时我们才会感觉到概念与对象的契合、对象与概念契合。

然后,我们在精神上才可以被称作为一个自由的人。

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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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的本质:你赚到的不是“钱”,而是“债务”。现代货币体系中,大多数货币并非稀缺物,而是通过信用和债务创造出来的。当央行持续扩张货币供给时,货币的购买力会被稀释,这就是通货膨胀。在这种体系下,储蓄并不是中性的行为:你存下来的“钱”,本质上是别人制造出来的债务;通胀在无声无息地转移你的财富。所以,单纯依靠存钱,无法在一个不断印钞的体系中长期保值。

稳定收入如何驯化普通人?工资的核心作用不是让人富有,而是降低不确定性。人们依赖工资,并非因为热爱工作,而是因为恐惧:怕没钱付账单、怕失业、怕失去稳定的现金流,这种恐惧会让人只盯着确定的数字(月薪、年薪),而放弃长期自由与选择权。所以,工资更像是一种“缓释焦虑的药物”,它稳定了生活,也限制了想象力。

努力工作却更穷的结构性原因?大多数人被引导走上一条固定路径:上学→找工作→努力工作→存钱→还债→长期投资,这条路径在过去有效,但在高度金融化、货币快速贬值的时代,风险正在上升。问题不在“努力”,而在于:努力的方向是否能带来可扩展的价值,是否只是用时间换取线性收入。所以,努力本身不保证结果,结构才决定上限。

重新定义“什么是资产“?真正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持续把钱放进你口袋。以此标准看,需要你不断掏钱维护、还贷、缴税的东西,本质是负担。即使社会普遍把它称为“资产”,也可能只是被包装的负债。许多人一生最大的“目标”,只是把长期租房,换成长期向银行还款。所以,名称不重要,现金流方向才重要。

为什么系统不鼓励你犯错?现代教育体系强调,标准答案、不犯错、服从规则,但现实世界中,价值创造往往来自试错,认知升级来自失败,风险管理来自亲身经历。所以,一个害怕犯错的人,很难建立真正的判断力。

当没有薪水时,人会发生什么?没有固定收入,会放大不安与压力,但同时也会迫使人,更敏锐地观察机会、更快地学习新技能、更直接地面对市场反馈。所以,不确定性既是风险,也是能力的放大器。

关于财富、破产与心态?破产是一种阶段性的财务状态,贫穷是一种长期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如果一个人能,从失败中提炼经验,把损失转化为理解系统的成本,那么失败就不再是终点,而是升级路径的一部分。

总结,通胀在稀释你的储蓄,稳定收入在驯化你的选择,被误认的资产在吞噬你的现金流,而真正决定你长期位置的,是你是否具备,理解系统、承受不确定性、并从失败中学习的能力。
好家伙,打小被官府洗脑的中华民族优秀美德,后来才知道有问题。
官府说自古以来国人就勤劳、忠诚、孝顺。
后来知道,勤劳指的是毫无尊严的苟且偷生,纯属求生本能。
所谓忠诚,就是毫无底线的跪拜统治者,没有尊严,没有羞耻,三千年历史即三千年奴性。
孝顺嘛,只是把孩子生下来当作养老工具进行PUA
把孩子驯化成老实人,只是为了你自己方便,却是对孩子未来最大的残忍。如果你自己无法成为孩子一生的保护伞,你就要教会他如何与世界博弈。真正的教养不是磨平孩子的棱角,而是让他在善良中长出獠牙,既温润如玉,又坚韧如钢。
世间最大的恶,往往是以善之名横行。我们总以为善与恶是黑白分明的,但生活的真相往往更残酷。最伤人的不是赤裸裸的恶意,而是那些以爱和善良之名行伤害之时的伪善。最大的恶往往不是由坏人完成的,而是由那些坚信自己在行善的人完成的。
所有的愚与拙,皆因认不清自身实力却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何为愚?无根基却求显达,无脉络却图腾达,无羽翼却慕高枝,无谋略却倡公正。何为拙?未伏虎狼便欲行舟,未衡得失便思何纵,未蓄爪牙便敢亮剑,未尝冷暖便欲御人。愚者无基础而贪高,拙者无备而忘形。不自量力终难久,徒留笑柄勿平生。
1967年10月26日,在北越上空的第23次轟炸任務中,約翰·麥凱恩被一枚蘇製地對空導彈擊落,墜毀在河內市中心。

彈射出艙的巨大衝擊力讓他失去意識,並折斷了他的雙臂和右腿。他墜入竹白湖(Trúc Bạch Lake),在裝備的重壓下幾乎溺亡,後被當地越南居民拖上岸。

湖邊的場面充滿混亂與憤怒。憤怒的群眾意識到捕獲了一名美國飛行員後,開始毆打和踢踹這位嚴重受傷的麥凱恩。

他被槍托砸中,肩膀被打碎,還被刺刀刺傷腳部。最終,他被北越士兵從暴民手中救出,並被送往臭名昭著的火爐監獄(Hoa Lo Prison),美國戰俘稱之為「河內希爾頓」(Hanoi Hilton)。

越方起初拒絕給他醫療待遇,以為他會因重傷而死,直到發現他的父親是美國海軍高級將領。

麥凱恩作為戰俘度過了接下來的五年半時間,其中包括兩年獨囚。其中最具定義性的時刻發生在1968年,北越方面為了宣傳目的,向他提供提前釋放,因為他的父親地位顯赫。

麥凱恩遵守軍人行為準則,拒絕在比他先被俘的戰友之前獲釋。

這一反抗行為導致他遭受更多年的酷刑和毆打,但也鞏固了他作為一個具有深刻品格之人的聲譽,這最終成為他漫長而富有影響力的美國參議員生涯的基石。

from the Past Files
为什么中国的许多景区里,总能看到大量穿着古装的人?常见的解释是,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当然值得尊重,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被反复扮演的几乎总是格格、皇帝、王爷、贵族,而不是普通人?这一现象背后,实际上折射出一种长期存在的精神矛盾。中国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在精神层面,仍然深受封建社会想象的影响。

西方同样拥有贵族历史,也保留了大量古代服饰与建筑遗产,但在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中,很少将重点放在对贵族身份本身的崇拜上。相反,他们更强调艺术、科学、制度与现代文明的成果。原因在于,在西方历史经验中,贵族和王权并不被视为值得向往的象征,而是一种必须被超越的历史阶段。

在欧洲,封建制度意味着等级、压迫与不平等。正因为如此,他们经历了极其漫长而剧烈的社会转型,从《大宪章》的诞生,到法治体系的确立,再到革命、推翻王权,才逐步确立起一个基本共识:普通人应当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对于“人人平等”的理解,长期停留在观念层面,并未真正内化为稳定的精神结构。

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相关讨论,恰好呈现了这一差异。在法国本土,他可能会被当众指责、被嘲讽,甚至被扔鸡蛋。中国舆论往往将此解读为“社会混乱”。但真正被忽视的关键在于:在那样的社会中,普通人在面对权力时,可以没有恐惧。无论面对的是谁,最低限度的共识是:人格是平等的,人可以站着说话。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始终对权力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清楚,一旦权力被神化、被崇拜,最终付出代价的,永远是普通人。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注定不可能成为特权阶层。因此,社会的目标不应是让人幻想“有一天成为贵族”,而应是通过制度与规则,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公共环境。

如果将历史现实彻底还原就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朝代,真正穿着华服、拥有特权的,都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真实的历史身份,往往是没有资格站立、需要跪在地上的存在。

在推崇权力、强化等级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人能够真正昂首而立;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才可能作为“人”而存在。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外国人在中国显得“不卑不亢”。这并非性格差异,而是成长于不同社会结构的结果。在他们的社会中,没有人被系统性地要求对任何人低头。

而在中国社会中,顺从权力、回避冲突、自我压缩,长期被视为“成熟”与“安全”的生存策略。这不是个体道德的问题,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结果。因此,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经济规模、科技水平或综合国力,而是文化与精神层面的自我理解。

如果精神结构仍然建立在等级与崇拜之上,即便物质再强,人依然是被矮化的。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才是真正走向文明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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