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看懂的大多都不是一般人。司马懿说，看人之短，天下无一人可交，看人之长，世间一切尽是吾师。这一路走来，没有敌人，全是朋友和老师。我喜欢三种人，一种是比我优秀的人，第二种是使我优秀的人，还有一种就是愿意和我一起变优秀的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与人相交，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责人之心则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真正的成长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往往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虽然坚持不懈、在感到威胁时勇往直前是很重要的，但不要太过勉强自己，也不要对自己期望过高。每一点新增的自我觉知，每一次进步都有其价值。
——约瑟夫·布尔戈《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防御》
——约瑟夫·布尔戈《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防御》
1983年1月我平反回桂林时，游行举的标语牌有两句口号：广西在文革中死难的六十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我说的“六十万”，是民间传闻的数字，不准确。
这几个数字是权威的：
有人根据 区民政厅“死者家属补贴”和公安厅“非正常死亡”的统计评估为20万人；
1983年“处遗”后官方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是8万9千多人；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1983年率整党巡视组来广西视察后说：“有人说广西杀了20万人，‘处遗’得出的数字是8万多，我走了21个县，认为取两方面的中间数15万比较真实。”
这些人，均死在支持韦国清的“广西联指”党政军民学成员刀下，他自然要负主要责任。
韦国清至少是历史上少有的“酷吏”，原桂林市市委副书记王同连说：“韦国清应该列入中国的《酷吏列传》里去，他的历史地位就在那里！”这已是历史的结论。
韦国清搞大屠杀手段十分狡猾，他从不个人直接指挥，而是用操纵、纵容、默许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如他当了区“革筹”小组长后，1968年3月5日，就用“区革筹”主要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的嘴，说广西有“反共救国团”，6月17日，又操纵“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广西联指”总部立即发布《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造成广西各地数以万计的“广西4·22”成员和无辜群众因此冤案被屠杀。
又如当他用谎报军情和栽赃的手段，弄得中央也说南宁反抗武装镇压的“4·22”是“土匪”，是“国民党”，要“围剿”，要“实行歼灭”时，他就以执行中央指示的名义，操纵广西军区直接指挥部队，攻打南宁展览馆和解放路，把“4·22”彻底消灭了。
再如1968年7、8月，是广西各地大屠杀的高潮，韦国清所控制的“区革筹”不下令禁止，至到9月，待“联指”把要杀的、能够杀得到的人，几乎都杀光了，才下令制止。这叫纵容。
---中共杀人魔王韦国清二三事
作者： 张雄飞
图：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在韦国清陪同下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广西各族群众代表。
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期待。大多数时候，我们那些惊天动地的伤痛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拂过的尘埃。人的精神寄托，可以是音乐可以是书籍，可以是工作，可以是山川，唯独不可以是人。
我的三观和教养告诉我，要真心对待每个人。但是我的经历告诉我，不是每个人都值得真心相待，很多时候真心换不来真心，善良得不到回应。有些人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轻易伤害你，然后转身离开。有些人在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选择冷漠旁观，甚至落井下石！学会保护自己，真心是珍贵的，要把它留给值得的人
很多混不好的人有着“儿童心智”，做事易着急，做选择不坚定，没主见或先入为主，还常后悔自责；情绪敏感，别人示好就掏心掏肺，稍有不顺就负能量满满，情绪钝感力不足，易受环境左右，别人一句话都能在意许久，甚至自我怀疑。这种“儿童心智”多源于童年成长问题，在最该被爱的年纪遭忽视，长期缺爱且缺乏安全感，因此长大后需二次成长来摆脱“儿童心智”。
如果说“长春围困战”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那么，“联日反蒋”简直使人无法置信!如果“长春围困战”反映出来的是“残暴”两个字；那么，“联日反蒋”让我们感觉到的是“无耻”两个字。
1955年潘汉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以后不少报刊大做潘汪会谈的文章。其实 这些说法都是扯淡，是掩盖歪曲了事实真相。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就决定借鉴三国时代蜀国吴国联合反魏的计谋，制定了“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潘汉年代表毛泽东与日寇的和平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是不该被历史忽略掉的。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影佐为防潘与汪密谋反日活动，才派李士群同去以进行监视)其实潘汉年此行不过是把他与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报一下，并代表毛泽东向毛的恩师汪精卫作礼节性的拜访而已(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曾提拔毛任副部长)，这次会见并无实质性内容。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泽东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联日反蒋”的惊人内幕
作者： XUPING
1955年潘汉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以后不少报刊大做潘汪会谈的文章。其实 这些说法都是扯淡，是掩盖歪曲了事实真相。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就决定借鉴三国时代蜀国吴国联合反魏的计谋，制定了“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潘汉年代表毛泽东与日寇的和平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是不该被历史忽略掉的。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影佐为防潘与汪密谋反日活动，才派李士群同去以进行监视)其实潘汉年此行不过是把他与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报一下，并代表毛泽东向毛的恩师汪精卫作礼节性的拜访而已(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曾提拔毛任副部长)，这次会见并无实质性内容。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泽东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联日反蒋”的惊人内幕
作者： XUPING
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 想杀就杀，何需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令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图：汪精卫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宣读誓词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令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图：汪精卫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宣读誓词
其毕生污点，无非是战争时期投 靠日本。这一点汪氏遭到全国唾骂，因为不懂公关。只要举例当时，史太林在赤化中国的时期，早就有毛泽东投靠苏联，拿钱要军火，颠覆国家，汪精卫如果有一位像香港特区的新闻统筹员，就可以在网络日日反击：你投苏联，成立“中华苏维埃”，我去南京组织傀儡政府谋和，只是做着这个时代合乎潮流之事。如是者日日重复，兼养一批汪粉啦啦队和什么丝带，天天在街头向农民百姓宣传，就没有问题。
汪精卫只是太老实，不宜从政。不错，到了一九三九年，半壁江山早已沦陷。蒋介石指望英美法干预日本停止侵略，到这一年，欧战爆发，蒋汪都知道英美不会帮中国，因此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知识分子，都主张优先谋和，勿令苏联有机可乘，即为著名的“低调俱乐部”。
主和不是问题，问题是汪精卫竟然一个人去跳火坑。在这一年，他没有想到过日本首相会时时更易，未能预见日本军方会疯狂，亦未能预见偷袭珍珠港。像一个运气差透了的赌徒，汪精卫本来可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独自在欧洲漫游，像今天中国的许多富豪走资，加入外籍，但却偏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下错赌注。
香港人七十年后在一只猪和一头狼之间不懂判断的所谓Lesser Evil，汪精卫早就看到了。他认为在苏联和日本之间，长远而论，史太林的苏联比军事的日本更险恶，苏联更是中国人的敌人。
而且一个人投日，全无班底，被日方玩弄于股掌。想不到一年多之后日本向美国宣战，汪精卫闻讯珍珠港大哭，以头撞墙，他想不到自己与东条英机捆绑，成为英美的敌人。
---陶杰：汪精卫投日 不比毛泽东投苏坏
图：汪精卫国民政府前的匾额刻有“忠孝 仁爱 信义 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