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常拿胡适一句话做文章：“我情愿亡国，也绝不主张对日作战”，就给他扣上“汉奸”帽子。 这句话确实出自胡适之口，但堪称教科书式的断章取义。
1933年4月3日，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发文，鼓吹“全民动员对日作战”—— “到必要时，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用军阀惯用的手段去诈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向来温文尔雅的胡适读后怒不可遏。4月16日，他在《独立评论》撰文反击：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是生气。我要很诚恳地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 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中的一个？ ‘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就叫作战，我情愿亡国，绝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胡适的原意再清楚不过： 他不是反对抗战本身，而是反对把老百姓当炮灰、当工具的“救国”方式。
这种偷换概念、断章取义的操作，至今仍层出不穷。 而像胡适这样为民着想的人，往往挨骂最多；像董时进这样“拼光最后一颗稻谷也要与敌同归于尽”的人，反而容易收获掌声。 我读高中、大学时，也曾深受后者影响——为“大义”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剩最后一人也要死战到底。 后来才慢慢醒悟：只知有国、不知有民，才是本末倒置； “不惜一切代价”的口号，听起来慷慨，实际让太多“别人”成了代价本身。
最后想问： 如果你必须二选一，你更认同董时进的做法，还是胡适的立场？
1933年4月3日，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发文，鼓吹“全民动员对日作战”—— “到必要时，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用军阀惯用的手段去诈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向来温文尔雅的胡适读后怒不可遏。4月16日，他在《独立评论》撰文反击：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是生气。我要很诚恳地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 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中的一个？ ‘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就叫作战，我情愿亡国，绝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胡适的原意再清楚不过： 他不是反对抗战本身，而是反对把老百姓当炮灰、当工具的“救国”方式。
这种偷换概念、断章取义的操作，至今仍层出不穷。 而像胡适这样为民着想的人，往往挨骂最多；像董时进这样“拼光最后一颗稻谷也要与敌同归于尽”的人，反而容易收获掌声。 我读高中、大学时，也曾深受后者影响——为“大义”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剩最后一人也要死战到底。 后来才慢慢醒悟：只知有国、不知有民，才是本末倒置； “不惜一切代价”的口号，听起来慷慨，实际让太多“别人”成了代价本身。
最后想问： 如果你必须二选一，你更认同董时进的做法，还是胡适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