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依靠严厉的血腥手段、过度的动员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苏区的经济困境。鄂豫皖苏区在被放弃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粮荒,“外面不能输入,内面储蓄已罄”[46],只能“用互济组织,割麦队、割谷队到白区夺取豪绅反对派的,没收赤区地主富农的,节省(机关吃稀饭等,红军仍吃干饭),加紧生产(种 瓜、豆、荞麦)等办法勉强过去。”[47]

自1933年春天起,粮荒也袭击了中央苏区。机关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天吃两餐,只有十二两,要省下四两上交。后来,改吃稀饭,甚至米糠、苦菜和树叶。列宁师范学校由于天天吃稀饭,被戏称为“稀饭学校”[48]。同时期苏区中央政府的训令中,也提到苏区已经出现了将种子吃掉的现象,而且说“黄秋菜、笋子、苦斋、艾子、砂枯、同蒿、黄金(野山姜)苎麻叶等植物,都可采来充饥,并且无碍卫生。”

要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摘,多种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叹气”[49]。为了救荒,苏区中央政府还发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的命令,以免税的优惠,鼓励农民多种地;在这个训令里,甚至连富农种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税[50]。黄克诚在回忆中提到连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51]。

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第八军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流行,全部人员不满两千,抵不上过去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52]这样的危机,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长征前夕,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还登出号外,大字标题写着:“红军等着二十四万担粮食吃!”到该年的7月9日为止,“粮食突击(征粮的突击──笔者注)还只完成一半任务”[53]。这一半,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

到了这个地步,苏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变成为政治危机了,主要体现在扩红(即红军的招兵)上。进入1933年以后,苏区的各种宣传机器开始连篇累牍地鼓吹扩大红军,批评各种扩红的不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程,这种宣传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扩红也愈来愈困难。战况的不利,无疑加剧了扩红的难度,一次长汀“扩大了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

[54]不仅扩红难,红军中的逃兵也愈来愈多。在“‘扩红突击月’──1933年5月的一个月中,红一军团(林彪部队)逃兵就有203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队)逃兵98人;红五军团逃兵200多人;红独立一团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中,开小差回家者,竟达二万八千多人,仅瑞金一县逃跑回家者达四千三百多人。”[55]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整建制编入正轨红军的办法,来补充兵源。苏区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也在整体滑落,在这一时期,有地方甚至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红军不得不严厉镇压[56]。

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结果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散,成千人连对方一个排的阻击都冲不破,“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队伍也就无秩序地乱跑”,基本上是全军覆没[57]。中央红军长征,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过半,八万人剩了三万,其实也是逃亡的居多。据蔡孝干回忆,长征一开始,出了苏区,红军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一”[58]。很明显,此时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经今非昔比。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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