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依靠严厉的血腥手段、过度的动员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苏区的经济困境。鄂豫皖苏区在被放弃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粮荒，“外面不能输入，内面储蓄已罄”[46]，只能“用互济组织，割麦队、割谷队到白区夺取豪绅反对派的，没收赤区地主富农的，节省（机关吃稀饭等，红军仍吃干饭），加紧生产（种 瓜、豆、荞麦）等办法勉强过去。”[47]
自1933年春天起，粮荒也袭击了中央苏区。机关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天吃两餐，只有十二两，要省下四两上交。后来，改吃稀饭，甚至米糠、苦菜和树叶。列宁师范学校由于天天吃稀饭，被戏称为“稀饭学校”[48]。同时期苏区中央政府的训令中，也提到苏区已经出现了将种子吃掉的现象，而且说“黄秋菜、笋子、苦斋、艾子、砂枯、同蒿、黄金（野山姜）苎麻叶等植物，都可采来充饥，并且无碍卫生。”
要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摘，多种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叹气”[49]。为了救荒，苏区中央政府还发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的命令，以免税的优惠，鼓励农民多种地；在这个训令里，甚至连富农种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税[50]。黄克诚在回忆中提到连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51]。
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第八军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流行，全部人员不满两千，抵不上过去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52]这样的危机，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长征前夕，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还登出号外，大字标题写着：“红军等着二十四万担粮食吃！”到该年的7月9日为止，“粮食突击（征粮的突击──笔者注）还只完成一半任务”[53]。这一半，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
到了这个地步，苏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变成为政治危机了，主要体现在扩红（即红军的招兵）上。进入1933年以后，苏区的各种宣传机器开始连篇累牍地鼓吹扩大红军，批评各种扩红的不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程，这种宣传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扩红也愈来愈困难。战况的不利，无疑加剧了扩红的难度，一次长汀“扩大了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
[54]不仅扩红难，红军中的逃兵也愈来愈多。在“‘扩红突击月’──1933年5月的一个月中，红一军团（林彪部队）逃兵就有203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队）逃兵98人；红五军团逃兵200多人；红独立一团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中，开小差回家者，竟达二万八千多人，仅瑞金一县逃跑回家者达四千三百多人。”[55]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整建制编入正轨红军的办法，来补充兵源。苏区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也在整体滑落，在这一时期，有地方甚至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红军不得不严厉镇压[56]。
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结果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散，成千人连对方一个排的阻击都冲不破，“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队伍也就无秩序地乱跑”，基本上是全军覆没[57]。中央红军长征，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过半，八万人剩了三万，其实也是逃亡的居多。据蔡孝干回忆，长征一开始，出了苏区，红军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一”[58]。很明显，此时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经今非昔比。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
自1933年春天起，粮荒也袭击了中央苏区。机关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天吃两餐，只有十二两，要省下四两上交。后来，改吃稀饭，甚至米糠、苦菜和树叶。列宁师范学校由于天天吃稀饭，被戏称为“稀饭学校”[48]。同时期苏区中央政府的训令中，也提到苏区已经出现了将种子吃掉的现象，而且说“黄秋菜、笋子、苦斋、艾子、砂枯、同蒿、黄金（野山姜）苎麻叶等植物，都可采来充饥，并且无碍卫生。”
要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摘，多种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叹气”[49]。为了救荒，苏区中央政府还发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的命令，以免税的优惠，鼓励农民多种地；在这个训令里，甚至连富农种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税[50]。黄克诚在回忆中提到连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51]。
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第八军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流行，全部人员不满两千，抵不上过去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52]这样的危机，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长征前夕，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还登出号外，大字标题写着：“红军等着二十四万担粮食吃！”到该年的7月9日为止，“粮食突击（征粮的突击──笔者注）还只完成一半任务”[53]。这一半，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
到了这个地步，苏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变成为政治危机了，主要体现在扩红（即红军的招兵）上。进入1933年以后，苏区的各种宣传机器开始连篇累牍地鼓吹扩大红军，批评各种扩红的不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程，这种宣传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扩红也愈来愈困难。战况的不利，无疑加剧了扩红的难度，一次长汀“扩大了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
[54]不仅扩红难，红军中的逃兵也愈来愈多。在“‘扩红突击月’──1933年5月的一个月中，红一军团（林彪部队）逃兵就有203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队）逃兵98人；红五军团逃兵200多人；红独立一团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中，开小差回家者，竟达二万八千多人，仅瑞金一县逃跑回家者达四千三百多人。”[55]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整建制编入正轨红军的办法，来补充兵源。苏区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也在整体滑落，在这一时期，有地方甚至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红军不得不严厉镇压[56]。
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结果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散，成千人连对方一个排的阻击都冲不破，“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队伍也就无秩序地乱跑”，基本上是全军覆没[57]。中央红军长征，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过半，八万人剩了三万，其实也是逃亡的居多。据蔡孝干回忆，长征一开始，出了苏区，红军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一”[58]。很明显，此时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经今非昔比。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