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社会普遍痴迷于规划和目标，认为周密的规划和不懈追求目标就能铸就伟大。《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一书研究发现，规划和目标并非创新与伟大成就的关键。
伟大成就难以用机械指标衡量，应拥抱偶然发现与创意，以新奇探索解锁伟大，颠覆传统目标导向思维 。创新只属于少数人，伟大源自小成就的积累。
伟大成就难以用机械指标衡量，应拥抱偶然发现与创意，以新奇探索解锁伟大，颠覆传统目标导向思维 。创新只属于少数人，伟大源自小成就的积累。
公共场合的彬彬有礼，私下空间的原形毕露。这不是个例，是常态。
"您好"背后可能藏着完全不同的意图。社会礼仪与原始冲动的拉锯战从未停止。
"只是开玩笑"成了最便利的道德漂白剂。
我们都是这场表演的演员：我假装看不懂，你假装很尊重。
真正的成熟是内外一致。认清这点，是改变的第一步。
"您好"背后可能藏着完全不同的意图。社会礼仪与原始冲动的拉锯战从未停止。
"只是开玩笑"成了最便利的道德漂白剂。
我们都是这场表演的演员：我假装看不懂，你假装很尊重。
真正的成熟是内外一致。认清这点，是改变的第一步。
当你隐约感觉到，一个人心术不正的时候，相信我，他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坏得多。不要期待他能带来任何价值或利益，一个心术不正的人，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一旦和这种人扯上关系，必定会吃大亏，作为普通人，只会被其所害，如果已经扯上关系，一定要及时的断舍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一定要记住，遇烂人及时抽身，遇烂事及时止损。
底层的恶是不加修饰的，喊打喊杀，骂爹骂娘，每个人都是一副老谋深算但又算不清楚的样子，在底层，道理是讲不通的，他们欺善、欺生、欺弱，欺老实本分、欺仁义道德，与他们相处，你无时无刻都能觉察到攀比、嫉妒、卖弄，那种拙劣的心眼、带着恶、带着势力、带着不讲道理。没在底层摸爬滚打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你现在的生活中，找你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几乎快没有了？那么你可能是逃过了一场巨大的消耗。很多人看似朋友成群，但心却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他们被无休止的信息轰炸，被人情世故榨干，被社交的面具折磨，最后活成了一个没有主见的空壳，失去了真正的自我。被世界遗忘，其实是一个重生的契机。这意味着你不再是别人需求链上的工具，你终于可以注意到自己，沉淀自己。所谓色即是空，一切热闹的关系本质上都是短暂的姻缘组合。真正的强大是抱朴归真，回归本心，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要活出自己真正的价值。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运动和休息，少和人接触才是。与其在一堆无用的关系里透支自己，变得麻木而迟钝，倒不如让自己静下来，修炼到不可替代的地步，你的世界才会清晰而有力量。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陈云的长子的话带有理论色彩的话，那么，中国第一号领导人邓小平长子的话就有实践的操作性。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陈一谘曾有一段对话：
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 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陈说：“不然，现代社会的实现，是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邓说：“你说的不错，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能做到的。总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来，再达到共同富裕。”（《陈一谘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294-295页）
“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离权力近的人捞得多”，这正是中国改革中发生的真实情况。中国的巨富多半是离权力近的人。离权力远的人不仅捞不着，还会被剥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就是“赵家人”搞特权的意识，就是“从国家那里捞一块”意识。特权阶层其所发能“捞一块”，是因为有制度条件。这个制度就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控市场经济”），即权力操纵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由于对公权缺乏必要的制衡，掌权者利用手中公权进行权钱交换、权权交换，一个个权力中心成为吸金“黑洞”，财富快速地向有权者和买权者集中。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宣扬，会召唤出“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所以，我对陈元校友的“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近年来中国民间的“仇官”“仇富”情绪就是“被统治阶级”“阶级意识”的萌发。如果“统治阶级”还继续以“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大搞特权，就会逼出“被统治阶级”为保护“阶级利益”采取“自觉的行动”。试想一下，这时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
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 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陈说：“不然，现代社会的实现，是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邓说：“你说的不错，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能做到的。总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来，再达到共同富裕。”（《陈一谘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294-295页）
“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离权力近的人捞得多”，这正是中国改革中发生的真实情况。中国的巨富多半是离权力近的人。离权力远的人不仅捞不着，还会被剥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就是“赵家人”搞特权的意识，就是“从国家那里捞一块”意识。特权阶层其所发能“捞一块”，是因为有制度条件。这个制度就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控市场经济”），即权力操纵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由于对公权缺乏必要的制衡，掌权者利用手中公权进行权钱交换、权权交换，一个个权力中心成为吸金“黑洞”，财富快速地向有权者和买权者集中。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宣扬，会召唤出“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所以，我对陈元校友的“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近年来中国民间的“仇官”“仇富”情绪就是“被统治阶级”“阶级意识”的萌发。如果“统治阶级”还继续以“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大搞特权，就会逼出“被统治阶级”为保护“阶级利益”采取“自觉的行动”。试想一下，这时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
刚看完腾讯谷雨出品的《农村学生考上北大后》，很窒息。它叙说的不仅是农村学生的考上重点大学后难以跟上节奏的问题，还有北上广深精英家庭买高价学区房，从胎教开始鸡娃，小学幼儿园各种兴趣班、竞赛班，升学考试各种陪读，吃透政策的辅导机构、报考机构如何运营，考上重点大学后精英家庭学生如何在家庭的帮助下步步为营，农村学生即使是当地的高考状元，又何如在校园学习中自卑失意，在就业中落败，以及如何理解对“小镇做题家”的污名化等等。
竞争激烈到我只是看看文字描述就觉得喘不上气来，不知那些身在其中的孩子和父母身心得有多疲累。学业竞争好似巨大的社会洪流，只要你身在其中，多多少少总会被卷进去。虽然这两年，房价下跌了，中产大量滑落，躺平的说法也甚嚣尘上，但面对紧缩的经济大环境（就业岗位数量的持续下滑），以及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本硕博毕业生，优质岗位的竞争并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白热化。只是赢得竞争需要凭借的资源越来越强大。
经济扩张的时候，仅有技术或学历就可以；经济收缩的时候，学历或技术只是基础，更需要家庭背后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别说是农村学生了，就是普通城市学生也不见得有。基本都是政商精英家庭的孩子，当然知识精英家庭的孩子若要子从父业也是有优势的，至于普通人再想实现阶级跃升几乎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有种回到门阀时代的感觉？
想想也是，除了改开这高歌猛进的40年，几千年来不都一直如此吗！
我总在想，为什么中国家长们会鸡娃鸡得如此丧心病狂，甚至到了把娃逼上天台的地步！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中国制度不稳定，中共建政这几十年来一直动荡不安，发展快的时候，一天一个变化；崩溃的时候，啥上山下乡、社区食堂的烂招都敢上。从顶层决策者到底层农民，焦虑彷徨几乎写在每个人的基因里。只要有条件，不管怎么鸡娃，都比什么都不做，更能缓解焦虑。
二、深入骨髓的不平等意识，这是几千年农耕文化造就的。我觉得这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很多人不管有没有明确的意识，他们为什么疯狂卷，就是想让自己的下一代活得有尊严。如果扫大街、送快递也能得到社会充分的尊重的话，我想疯狂鸡娃的人会少很多。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还是想通过阶级跃升实现更大的自由，但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并不那么普遍。
三、国家作为最大的经济参与者，力量太大垄断一切权力和关键领域，以至于真正能创造就业岗位和经济活力的私营企业举步维艰。而那些由权力控制的关键领域，当然优先由当权者的后代管理与继承了。
从个人层面来讲，优先安全，然后才会考虑发展。国家也是一样，尤其是世界从全球化进入逆全球的时代大背景下，安全的优先级就更不用说了。陈云曾说只有把钱袋子放在自己人手里才踏实。但对习近平来说远远不够，必须把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都握在手里才踏实。
大环境越是波诡云谲，普通人的安全感就越匮乏，就越希望在有限的条件下能抓住哪怕一点点确定性。若自己的未来已经定型，或许孩子的每一次活动，每一个奖章，会成为缓解焦虑的一个有效途径。
竞争激烈到我只是看看文字描述就觉得喘不上气来，不知那些身在其中的孩子和父母身心得有多疲累。学业竞争好似巨大的社会洪流，只要你身在其中，多多少少总会被卷进去。虽然这两年，房价下跌了，中产大量滑落，躺平的说法也甚嚣尘上，但面对紧缩的经济大环境（就业岗位数量的持续下滑），以及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本硕博毕业生，优质岗位的竞争并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白热化。只是赢得竞争需要凭借的资源越来越强大。
经济扩张的时候，仅有技术或学历就可以；经济收缩的时候，学历或技术只是基础，更需要家庭背后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别说是农村学生了，就是普通城市学生也不见得有。基本都是政商精英家庭的孩子，当然知识精英家庭的孩子若要子从父业也是有优势的，至于普通人再想实现阶级跃升几乎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有种回到门阀时代的感觉？
想想也是，除了改开这高歌猛进的40年，几千年来不都一直如此吗！
我总在想，为什么中国家长们会鸡娃鸡得如此丧心病狂，甚至到了把娃逼上天台的地步！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中国制度不稳定，中共建政这几十年来一直动荡不安，发展快的时候，一天一个变化；崩溃的时候，啥上山下乡、社区食堂的烂招都敢上。从顶层决策者到底层农民，焦虑彷徨几乎写在每个人的基因里。只要有条件，不管怎么鸡娃，都比什么都不做，更能缓解焦虑。
二、深入骨髓的不平等意识，这是几千年农耕文化造就的。我觉得这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很多人不管有没有明确的意识，他们为什么疯狂卷，就是想让自己的下一代活得有尊严。如果扫大街、送快递也能得到社会充分的尊重的话，我想疯狂鸡娃的人会少很多。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还是想通过阶级跃升实现更大的自由，但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并不那么普遍。
三、国家作为最大的经济参与者，力量太大垄断一切权力和关键领域，以至于真正能创造就业岗位和经济活力的私营企业举步维艰。而那些由权力控制的关键领域，当然优先由当权者的后代管理与继承了。
从个人层面来讲，优先安全，然后才会考虑发展。国家也是一样，尤其是世界从全球化进入逆全球的时代大背景下，安全的优先级就更不用说了。陈云曾说只有把钱袋子放在自己人手里才踏实。但对习近平来说远远不够，必须把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都握在手里才踏实。
大环境越是波诡云谲，普通人的安全感就越匮乏，就越希望在有限的条件下能抓住哪怕一点点确定性。若自己的未来已经定型，或许孩子的每一次活动，每一个奖章，会成为缓解焦虑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国内教育体系长大，人生规划方面领悟得特别慢，特别难，这点为什么？
这是张朝阳之问，值得认真思考。
短期攀比太多，内卷太多，年轻人缺乏耐心思考人生大问题的时间，也没人提醒他们探索，只是刷题，毕业了只是拼命追问挣钱多少。无从培养长期思维，也没法尊重个人差异性。
这是张朝阳之问，值得认真思考。
短期攀比太多，内卷太多，年轻人缺乏耐心思考人生大问题的时间，也没人提醒他们探索，只是刷题，毕业了只是拼命追问挣钱多少。无从培养长期思维，也没法尊重个人差异性。
一个人逼出了你人性中所有的恶意，说明这个人对你造成的伤害已经触及到了你忍耐的极限，也反映出他在与你相处时所用的方式是多么的糟糕恶劣。他也许就是那个能轻易将你拖入情绪深渊，点燃你所有阴暗面的存在，但同样的，它将是你人生路上必须闯过的副本，是你内心必须要解开的一个心结。真正的解法不是以恶意回击，也不是和他耗着，而是彻底的放下，面对那些消耗你的人，做到不听、不看、不念、不怨。只有你内心真正放下他，不再起波澜，不再被牵动，才算真正过关。
完美主义就是对自身价值的过度不确定。在心理学里面，这是一种通过追求极致去获取内心安全感和自我认同的心理倾向。他产生的根源往往是，因为小时候父母过度强调成绩和成就，或者成长当中频繁遭遇失败后的过度补偿，所以他们总是给自己设定过高的标准，长期处于高压和焦虑之中。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个，接纳不完美，认识到瑕疵是生活常态。第二个，合理设定目标，避免过度苛求。第三个，关注努力过程，而非只看重结果，认可自身每一点进步。
想赚钱为什么要离开底层，因为底层最擅长的就是道德绑架和利益白嫖，这两种观念的核心就是不劳而获，说白了就是算计，通过各种形式让算计合理化，明明算计着你，还得找一套自治的逻辑让你有苦难言，赚钱的核心是价值互换，而底层却用各种心机去交换自己想要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想空手套白狼，在这种地方赚不到钱，只能赚到一个又一个套路，想赚钱，就要去用钱去交换价值的地方，钱才是对价值最大的尊重，其它一切都是诈骗。
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因果思维能力，即理解和推理因果关系的能力。
动物主要依赖条件反射和模式识别来适应环境。
例如，老鼠在迷宫中找到食物后，会形成刺激-反应模式，但它不会推理食物为什么放在这里。而人类不仅能识别模式，还能拆解原因和推演结果。
当我们看到苹果从树上掉落，不仅能记住这一现象，还能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 这种能力最终催生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
因果思维也奠定了语言的基础。动物的叫声通常是即时反应，比如猴子看到蛇会发出警报，但它们无法讨论“蛇为什么危险”“如何预防蛇咬”。
人类的语言则能表达过去的经验、未来的假设、以及抽象的概念，让知识代际传承，推动文明进步。
动物主要依赖条件反射和模式识别来适应环境。
例如，老鼠在迷宫中找到食物后，会形成刺激-反应模式，但它不会推理食物为什么放在这里。而人类不仅能识别模式，还能拆解原因和推演结果。
当我们看到苹果从树上掉落，不仅能记住这一现象，还能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 这种能力最终催生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
因果思维也奠定了语言的基础。动物的叫声通常是即时反应，比如猴子看到蛇会发出警报，但它们无法讨论“蛇为什么危险”“如何预防蛇咬”。
人类的语言则能表达过去的经验、未来的假设、以及抽象的概念，让知识代际传承，推动文明进步。
地处南京市东南面、属南京郊县的高淳县，本是鱼米之乡，但据中共江苏省委通报，在1958年和1959年春，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而“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提出：'哪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深翻好像打仗 ，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等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
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报告，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搞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9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
---《人民日报》前社长邓拓的本来面目
作者： 王彬彬
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报告，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搞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9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
---《人民日报》前社长邓拓的本来面目
作者： 王彬彬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 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普通民众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不是他们利用毛泽东，他们只是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
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大力镇压群众、参与迫害干部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数百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尽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前言
作者： 杨继绳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不是他们利用毛泽东，他们只是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
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大力镇压群众、参与迫害干部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数百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尽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前言
作者： 杨继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