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亚:开封的镇反
我父亲参加公安部队时,恰逢镇反高潮,他所在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父亲在政治部,没有亲自参与行刑。那时国家专政机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仅一夜之间,所有专政机关一齐出动,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小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 。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

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一开始是对着脑袋开枪,那时枪毙了反革命分子都要照相,对着脑袋开枪后,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认,于是后来下通知说要改成对着后心开枪。对后心开枪也有问题,经常打好几枪还不死。开封郊外的地主方某就是对着后心开枪执行死刑的,枪决时我父亲在现场。挨了两枪后倒地,几秒钟后他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瞪着执行死刑的解放军,把大家看得心里发毛。正准备补他两枪,方某喘好几口气以后,又倒在地上死了。后来上面又来了通知,说不许对着后心开枪,一律再改成对着脑袋开枪。

有一个国民党女潜伏特务,明眸皓齿,非常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运动来了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保姆来接孩子,女特务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平静地把孩子交给保姆,对她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在中央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之后,镇反进一步扩大化。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结论没有问题的,甚至已在新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可无论争辩还是哀求都没有任何用处,其中有好几个是我父亲以前的熟人。

镇反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有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我的大姑父已经去了朝鲜,大姑留在开封教书。有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的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当时与大姑父音讯不通,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说自己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最终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被关押了几个月后获释回家。大姑虽然侥幸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越是技艺高超的人越孤独,包括那些思想深遂的思想家,那些创作顶级作品的作家啊,这些作曲家,作家就是他们往往写出来的东西不被人们所理解,所以他们往往是世界上最孤独。
有些人认为配很能吃苦,但有几种苦,一般人真吃不了。那就是,独立思考:吃脑力的苦,忍耐克制:吃自律的苦,读书学习:吃寂寞的苦,点头哈腰:吃尊严的苦。这四种苦,把人分了层次。
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掉进高学历低收入的坑里。为什么高学历低收入呢?因为学校里学的考的那些考卷,都是书本里的知识,不管你怎么出题,都不会出到书本之外的知识,而学校里的书本基本都不会教你怎么赚钱。

工作以后,考卷是你的人生,不是你的书本。这个时候考的是你在看不到明确范围和规则的社会中出人头地的能力,考的是你这个能力。很多事情没有明确的规则和玩法,想要一步步的升级,就要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这个阶段,每一个获得成功的孩子,本质上就是在社会的无限博弈中胜出的那个。

比如说,如果你想要获得不错的收入,你要先在能力过关的情况下,步入一个处在上升期的行业。选择行业的时候,就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指导。而有些父母,他们没有足够的阅历,也没有相应的经验和资源,他们指导不了孩子,孩子只能闭眼盲选啊,那如果孩子恰好进到了一个还不错的行业,获得了还不错的岗位,其发展前景还是要看,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就算可以遇到赏识自己的领导,那还要看领导他是否可以升上去。因为只有领导升职了,他才能更好的带着你一起往前冲。

所以,可以说一个人只有七颗龙珠都集齐了,他才能获得一路畅通上升的机会。要是中间少了哪个环节,其实都意味着你这几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付诸东流。从学校进入到社会以后,一定要记住,不会有人给你教材,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和家人言传身教。这个时候拼的就是我们的综合实力,而家庭背景这个就是我们的能力基因。

每一个人做了父母之后,都会把自己过往的成功经验传授给子女,靠读书改变命运的父母,会告诉孩子读书和考试的重要性,而靠做生意赚到钱的父母,也会给孩子传授自己做生意的经验。靠人脉关系成功的父母,也会告诉孩子维护人脉关系的重要性。但是有些普通家庭或农村孩子的父母,通常只能告诉孩子好好工作,要听领导的话。

因为这些父母,他们自己没什么相关的社会经验。大多数的由于起点都比较低,收获信息的渠道也是有限的,身边更是没有人指路,所以总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外界引导去关注那些低价值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人在无数个选择中走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让你变得谦卑。你不再追逐大事,开始珍惜小事。独处的时间、充足的睡眠、良好的饮食、长途散步以及与所爱之人共度的高质量时光,简单成为最终目标。
所有厉害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稳扎稳打的长期主义者。他不投机取巧,不求一战定乾坤,而是步步为营走一步就对一步。有时候慢就是快,只要选对了方向,用时间去做杠杆,找到微弱优势,不断的循环叠加,最终取胜。善弈者通盘无妙手。那些真正会下棋的人,往往并没有什么神奇招数,而是招招稳打,这样通常才是最后赢家。真正的高手是做一个又笨又稳的人。抓住细小优势,最终积小胜为大胜。
这社会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越往上走越好玩,越往下走多。不说别的,光人跟人之间这个就是地狱,因为越往下走啊,人越多,资源越少,一大堆人去抢少量的资源就会非成可怕。你一定要记住,人均资源越少的地方,人越难淳朴,为富可能不仁,但是穷凶一定极恶,愚昧无知,嫉妒使坏,绝不仅仅是单纯语言上,对他们的评价跟定义,而是绝大程度上的事实,真的是如此,即便是亲兄弟姐妹在底层生死线上遇到直接利益的时,也会鱼死网破,也会骨肉相残,这些都是血淋淋的现实。
知道什么是思念吗?思念就是信天游里面唱的,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知道什么叫挂念吗?就是害怕,怕你过不好,怕你受委屈,怕你不回来。
心软是极其损福报的行为,很多心软的人,实则是拎不清,没底线,没框架,没边界感。对方犯错了不尊重你,是老天在告诉你,他的福报配不上你,提醒你要断舍离。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心软,说明你自己都不爱自己,别人又怎么会爱你呢。
人在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就是当你拥有那种自信,大胆,野心,明媚,张扬向上的生命力的时候,这比你美貌的外表更有杀伤力,当你满脑子都是更好的自己,不被任何人影响你的情绪和节奏,当你拥有只取悦自己的满足感和自由感的时候,就是你最迷人的时候。
文革初期几十万红卫兵涌上“革命圣地”井冈山,山上很快断粮,上山学生们竟有饿死。周恩来动员赣鄂闽浙粤等大城市蒸馒头做点心,再由空军飞机空投。“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 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吴法宪认为毛搞红卫兵大检阅有心理享受的原因:“像这样面对面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然而,数百万人拥京,交通、住宿、粮食全线告急,周恩来实在没办法,只得向毛请求限制进京人数。毛不满意:“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毛高高在上发指示,只考虑政治不考虑经济,不管衣食住行这些麻烦事儿,才会有如此“无产阶级领袖的大气魄”。八次大接见后,幸亏73岁的毛自己吃不消,终于说了一句“不能再见了”,下面才敢发通知阻止学生进京。吴感叹:“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毛搞大接见还有一层未被揭示的政治因素:向刘邓等党内反对派显示政治实力——我在中央高层可能不占“多数”,但在人民群众中却是绝对“多数”。

---吴法宪:肉麻捧毛的首创者 不是林彪
作者: 裴毅然
真正长久的关系,不在于强烈的爱意,或大量的付出;
长久的关系,在于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强求,以及很多的接纳和允许。
注意力训练堪称人生最重要的训练之一:

注意到自己注意力被分散;
有意识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注意到自己深层感受;
注意到自己被无意识驱动;
有意识地改变无意识所驱动的冲动。

有这些注意力训练的人,在生活中有如开挂,是非常自然的。
农村小混混伍映堂

中共劳改集中营最高的一级组织叫“劳改支队”(首脑为政委与支队长);其下是大队(同样设政委与大队长);大队下是中队(设指教导员与中队长)中队下是分队,一般只有一名分队长,管着若干个犯人小组——这就是中共劳改队大体组织情况。而每个中队设一名所谓“管教干事”,此人专管对囚 徒的所谓“改造思想的教育”,即用党八股与中共的恶法来给囚犯进行洗脑。伍映堂就是当年四川芙蓉煤矿劳改支队第五中队的所谓“管教干事”。此人本系四川珙县农村中一个无业小混混。土改中当了积极分子,斗地主时当地许多农民对地主下不了毒手。这伍映堂则凶残异常,对地主及其家人捆绑吊打,罚跪碎瓷渣地面,灌辣椒水…他都一马当先毫不手软。因而深得领导青睐。土改后因为他当时人年轻才二十出头,又极会向领导献殷勤。这位领导当了高县公安局长,便把他招入局内成了个小警员。但此人文化太低大字不识几个,很难胜任办案、取证之类的工作。于是1956年便将其送去劳改队当干部。当时中共警、司单位对一些半文盲之类的低能儿不好安排工作,便往劳改队调。因为那里初成立需要人。只要学会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安心改造”这几句话。会开门关门,清点人数。就OK了!而那位领导因伍映堂会拍马屁献殷勤,调走前又送了伍映堂一张“布票”(“布尔什维克党”之票),再加上此人出身贫农,这自然就等于拿到了一张中共当时官场上很吃香的通行证。

因此此人到劳改队后不几年便由分队长升为管教干事,后更成了中队的“指导员”虽然步步高升,但智商文化却进步甚微。拿着囚犯花名册点名,许多名字他都认不得就乱叫,不识之字便认半边。如“吴静斋”他叫“吴青文”对方一时反应不过来没答应“有”!他反而大骂“你耳柔打蚊子去了呀!我在喊你”。弄得对方哭笑不得。还有位前国民政府官员复姓司马,名慕迁。本是一个含历史掌故有文化底蕴的名字,表达了对太史公司马迁的敬仰,也表达了对孩子的期盼。可这伍映堂不但不懂,连字也不识。点名时便喊道:“司马……啥子鸡巴迁哦?取你妈些怪名字……”他自己无知,还如此无理乱骂人。囚徒只有无辜受辱,痞子便是如此蛮横霸道。他有时“雅兴”一来,还要给大家读报宣讲时事,结果更笑话百出。一篇报导宣传所谓解放军如何英勇善战。文中“一门迫击炮”他竟读作“一门追击炮”,“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挑衅”,他读成“狼狼打击了敌人的挑半”等等。我们坐在下面听着又不敢笑,只有咬着牙强忍着。就这样的低能儿,蠢货,竟然派来对我们这些原国民政府官员,文化知识人,教师,文人,学生……进行所谓“思想教育改造”,真是智愚错位,是非颠倒,只有共党极权专制下才有这种怪事情。

---我和“古拉格”劳改营里的狱吏们
作者: 严家伟
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生活和工作里提供的个人价值。
你越热衷于提供低端价值,就有越多低端麻烦;你越专注于自身价值,提供高端价值,麻烦的鸡毛蒜皮越少。

给人帮忙不是帮的频率多高,要体现个人价值,高价值的忙可能只三两句话,低价值的忙也会忙你大半天。重要的是低端忙让你越来越忙,还得不到尊重。
人如果不能活出攻击性,就意味着会出现心理疾病。攻击性就是你的生命力,如果你不能合理的表达攻击,就无法捍卫自己的利益,总是忍气吞声,你的生命力就会萎缩。
地主:被丑化的乡村精英--陶渭熊
去年冬天,村里最后一名地主,79岁的曹玉林死了。
至此,我们村里除了还有一些“地主狗崽子”儿孙,作为曾经是“分子”的地主当事人,就全部死尽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地主,我不得而知。即便有,也只能像长江中的白鳍豚,濒临绝迹。
这以后,作为真实的地主,就与世渐行渐 远,永远地成了历史任人评说。

青少年们要知道什么是地主,就只能求教于被打扮出来的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和周扒皮四位”名星”了。

这四位被打扮起来的“历史小姑娘”,从炮制出炉到批量上市,半个多世纪以来,就肩负着繁重而“光荣”的阶级教育任务,他们克尽职守,竭诚尽忠,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南霸天的霸道,黄世仁的凶狠,刘文采的残暴,周扒皮的刻薄;再加上他们的“共性”——朱门深院,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骄奢淫逸,以及依靠“残酷剥削”的发家史,就构成了宣传文化中“完美”的地主形象,去灌输、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仇必仇到底”(冯友兰语)的无产阶级当班人和接班人。

但是真正的地主是什么样子?倒是现代人完全陌生,而又无从知道的。

专家说,历史首先意味着真实。清除了具体人物,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为此,趁我自己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时候,记录几件具体的“历史”,为历史留下一丝真实。

地主的生活,都是锦衣玉食,奢侈阔绰的吗?事实并非如此。

[一]年收8石租子的地主

就以曹玉林来说,他是多大一个地主?说来吓坏你,他每年收租8石稻谷!8石是多少?现代人恐怕不大清楚。“石”是旧时的体积计量单位,各地大小可能不太一致。在我们家乡,1石黄谷大约重330——350斤。8石谷子最多也不过2800斤。按目前政府收购价每斤稻谷1元计算,值2800元。

因为他父亲一直在外谋生,而曹玉林尚小,就把8石田地顾人耕种,于是就成了“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划为地主。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你可以想像他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是怎样一种状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他敢不敢于企求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奢侈浪费?可不可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如果他不节衣索食精打细算,倒时时都有断炊的危险。

说白了,他就是过着一种普通农民的生活,甚至比稍稍富裕一些的农民还不如。这样的地主,在历史教科书上大概不会记载,大大超越了我们知道的“真实”,也大大地出乎我们对“地主”的理解。但他却是确确实实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潜意识中“残酷剥削”者的地主。他的“剥削罪恶”到底有多大?到底应该受到怎样一种惩罚?每个人都可以评判。

“解放”时他18岁,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达到了划分地主分子的标准,肥猪刚够秤,理所当然地成为地主分子。他的父亲因参加土匪被镇压之后,党对地主分子的一切待遇,都由这个刚刚够格的地主来“享受”。清算、没收、斗争、绳索、捆绑、棍棒、挂黑牌、游街、训斥、辱骂……有如猪狗,猪狗不如。

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将近30年。8石地租,害他一生又祸及子孙。

[二]穿草鞋的地主

像曹玉林这种连普通农民都不如的地主决非个别。

60多年前,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陈隆富,他比我大7岁,个头也高我许多,是一个青年。

那时的小学生,都穿草绿色的童子军装;中学生则流行麻灰色学生服,头上戴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脚穿白底青布鞋。可是陈隆富却是剃光头,打赤脚,穿着土白布用土法染成蓝色的粗布长衫;即使最寒冷的冬天,也只穿一双竹麻鞋(用嫩慈竹在火上烤软后撕下表层纤维织成的)。

这样的打扮在同学中显得有些“另类”。但大家并不嫌弃他,因为他人很好,很和气,力气很大,劳动又好,使用锄头能够左右开弓,挖土又快又平;上劳作课的时候,他几乎代替了我等小同学和女同学完成任务,大家都很喜欢他,并且同情他的家境贫寒。

有一次他父亲到学校来看他。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父亲,就认定他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粗手大脚,头上包着家乡农民长年包着的冬季御寒,夏天擦汗的白布帕,身上穿的也是蓝色粗布衣,脚上则是一双草鞋。一付长年累月脸朝黄土背朝天勤劳耕作的农民模样。

万万没有想到1951年冬天土改斗地主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小镇上看见台子上跪着一个衣衫褴缕神情凄惨的地主,他的双手姆指被细麻绳密密匝匝地捆着,姆指中间楔着一个木楔子,一个农民正用石块狠狠地向下打击楔子,痛得那地主撕心裂肺地跪地求铙……

我大惊失色:“那不是陈隆富的父亲吗?”

后来才知道,原来陈隆富的家庭也是地主,有10多亩地出租,这就注定了他无法逃脱的厄运。

这样的地主,高楼大厦,锦衣玉食,对他们何其遥远。

[三]做手工的地主

曹继先在土改前是我们同村的一个地主,和我家有点亲戚关系,所以比较熟悉。后来他划入了另外一个区的另一个村。

其实他是一个机匠——用古老织布机织布的工人,时常扛着笨重的木制织布机走东家串西家上门服务,靠着“唧唧复唧唧”的日夜操劳,收取血汗钱养家糊口。

由于现代纺织业的发展和洋布的输入,土法织布面临淘汰,尽管他手艺不错,他的生意也不兴隆,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是由于他经常在外织布而没有精力种田地,就把祖上留下的20亩地出租,这就成为“剥削者”,土改时划为地主。

对于这样一位地主,农民们认为他还是靠劳动为生的,因此给了他一个“劳动地主”的称呼,想叫他在土改时少受一些皮肉之苦。但是理论高深的土改工作队长却给予坚决的批驳:“所有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哪有什么‘劳动地主’?”

[四]“石弯脚板”的发家史

石弯脚板是我儿时的同学石明海的祖父,在我能够记忆的时候,他已因积劳成疾而死了,但是他勤俭发家的故事,却广为人知,至今还在乡间流传。

他是一位勤劳过人而又极其节俭的农民,靠着强壮的身体脸朝黄土背朝天,与天斗与地斗,日夜操劳耕田种地,喂猪养鸡,卖粮卖谷,卖菜卖柴,流血流汗过日子。

由于长年赤足行走而又肩负重担,他的五个脚趾都互相分开,就像一把捞柴草的柴扒;两个大脚趾因为长期用力过度,向内弯曲变形,因此大家赠送他一个绰号:石弯脚板,而其真名反而被人遗忘。

由于他的克勤克俭和精打细算,不但能得温饱,还小有积蓄,于是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个农民梦寐以求的对土地的追求;也萌生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想,不但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基业。

于是他更加不顾性命地拼命干活,把地里的出产和山上的柴薪,凡能变卖成现金的,都一挑挑地挑到镇上变卖,一个铜钱一个铜钱地积累银两。同时又拼命节约开支,不制新衣被褥,衣服疤上重疤,不穿鞋袜终年赤脚,夏天不穿衣服赤裸上身,腿上也只穿一条短裤;晚上用松木明子照明节省灯油……过着一种近乎原始人的生活。

而他勤俭节省最经典的故事,一是为节约买盐巴的钱,吃盐蛋时不准丢弃蛋壳,令家人把蛋壳蛋皮细细嚼碎后吞下,说是蛋壳有盐味,丢了可惜。二是说他挑着货物去100里外的城里变卖,来去三天两夜,为节省费用,不住旅店在别人的屋檐下找个角落打个盹;吃饭时只买饭不买菜,取出随身带去的一个盐蛋挑出一些来下饭——当然蛋壳蛋皮也一齐吃下,这三天的菜肴就是一个盐蛋。

就这样他用旁人难以想像的勤俭,积攒了足够的银两买下了30亩地,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把田地出租,以后就成了地主。

这就是这个地主“残酷剥削”的发家史。

其实,中国的大多数地主,也不过是曹玉林、曹继先、石弯脚板一类的中小地主,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的生存也不容易,他们既无经济后盾,也无政治靠山,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地位,与普通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历史,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消灭乡绅后的恶果
首先,消灭乡绅,也消灭了乡村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和传统文明,政治上的愚民化、暴力化、野蛮化不可避免。从此,中国乡村进入了一个既不讲仁爱信义,也不讲科学真理;既不谈天地良心,也不分是非曲直;既无道德操守,也无精神信仰的时代。广大的“革命主力军”们,成为无知无畏、善恶不分 、蠢智难辨的阶级斗争工具。他们对于“阶级敌人”随意打杀,残暴无比而无所顾忌;他们肆意掠夺、瓜分乡绅财物而不受良心谴责;他们对于乡情、族情、亲情、人情可以视而不见,在“革命”的名义下任意撕裂人性而毫不自责……回忆一下土改运动中那些对于乡绅血肉横飞的暴行,除了捆绑吊打这些已经极其残忍之外,还有点天灯、背火背篼、割乳房、用玉米芯通阴道……等等闻所未闻、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的酷刑,是何等血腥!

可惜这些暴行不是乡绅的专利。不数年,在集体化、大跃进、公社化和公共食堂年代,那些曾经用暴力消灭乡绅的“革命主力军”们,也享受了暴力的轮回:被捆绑、鞭打、饿饭、进劳改队、劳教队……直到被打死、饿死。又过了几年,到了文化革命,那些原来残害乡绅的干部又成了走资派,同样被捆绑、吊打、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坐牢、直到被整死……消灭乡绅以后,中国农村进入了最野蛮、最残暴、最黑暗的时代。

其次,消灭乡绅,土地公有,使农业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共产党消灭乡绅是为了消灭土地私有。土改后农民从乡绅手中夺得的土地,很快又被共产党夺走。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的主人,反而成为公有制土地上的奴隶;在土地上种什么,种多少,怎样种,株行距多少……等等纯技术问题都得听从党委书记的统一指挥。这种耕作方式,倒退到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时代。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农民没有起码的主动性积极性;再加上统购统销、合作化、公共食堂、公社化、农业学大寨……一个接一个的坑农害农运动,造成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大倒退,农业生产力极其低下,农民生活极其悲苦,农业发展陷入绝境,还强迫农民“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后虽然作了一些调整,但土地所有权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共产党。消灭乡绅的后果,至今仍然难以消除。

---陶渭熊:地主与乡绅
教育既不是为解决工程类问题存在的,也不是为灌输大量知识而存在的。“教育”的拉丁语本意是“激发”。
教师工作的本质是激发并唤醒潜伏在每个学生体内处于睡眠状态的能量。
捡来的文案:
打败你的,从来不是你不知道的东西,而是你以为知道的东西。

我多说一句:
警惕用经验和直觉对任何一个东西快速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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