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去奢侈品店，买个2万左右的包。这是真的包啊！
2，然后去闲鱼上架，按正常价销售！
3，弄个小号，把它买回来！这个过程为的目的是，在平台买了验货宝，就会经过平台验货 ，真品会给你打个鉴定标签。如图
一般会挂在金属扣的位置，怕你掉包。
4，然后把有吊牌的正品，拍照发到各社交，或新媒体平台，写上文案：比如被渣男骗了，准备要出血与过去割裂之类的词，让姐妹们帮她脱离苦海。原价2万，现价1万2出血。
别笑，有人真信，况且真的便宜，还有平台验证标签。
5，再用高仿包替换销售。 中间的差价是10倍！2万的正品，高仿包，也就1千多点
6，这里需要一些技术把吊牌取下来，然后挂假货上直接发货。这一单赚一万！
7，然后再把真包挂闲鱼，再自己拍下来，走一遍上面的流程。。
发出来，不是让大家学啊，只是让大家小心现在的骗局层出不穷，一定要擦亮眼睛！坏人太多了，傻子不够用了！
聂卫平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任何一步棋，而是赢了石田芳夫后，对这位日本棋手说的一句"真心话"！
1976年4月，东京。聂卫平击败日本围棋第一人石田芳夫，震动棋坛。
赛后，年轻的聂卫平在休息室遇上对手，脱口而出："石田先生，你们的时代过去了。"他看见，石田芳夫挺直的背微微一僵，随后只是深深鞠躬，平静道："聂君，祝贺你。"
这句话，让聂卫平后悔了几十年。他晚年在自传中写道，那不是胜利的宣言，而是轻狂的失礼。"
我赢了棋，却在那一刻，失了风度。真正的胜利，是让对手心服，而非❤️伤。"
棋道即人道。最大的胜负，在棋盘之外。
1976年4月，东京。聂卫平击败日本围棋第一人石田芳夫，震动棋坛。
赛后，年轻的聂卫平在休息室遇上对手，脱口而出："石田先生，你们的时代过去了。"他看见，石田芳夫挺直的背微微一僵，随后只是深深鞠躬，平静道："聂君，祝贺你。"
这句话，让聂卫平后悔了几十年。他晚年在自传中写道，那不是胜利的宣言，而是轻狂的失礼。"
我赢了棋，却在那一刻，失了风度。真正的胜利，是让对手心服，而非❤️伤。"
棋道即人道。最大的胜负，在棋盘之外。
如果让你从零设计一套社会制度？
Morris
@Morris_LT
·
5小时
权利如何分配？财富如何分配？教育和医疗该向谁倾斜？
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什么才叫“公平”？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方法，叫做 “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为了更好理解，我们不妨用一个小猫的故事来说明。
🐱 猫社区的分配难题
猫社区最近吵翻了天。冬天要来了，暖窝和储备鱼竿必须重新分配。
强壮的橘猫认为：
“弱肉强食才公平。我抓鱼最多，理应住最大的暖窝，鱼竿我也该多拿。”
家养的布偶猫觉得：
“应该按贡献来分。我有主人的罐头补贴，对猫群帮助更大，理应优先。”
普通小猫和流浪猫却缩在角落：
他们既没抓鱼的能力，也没有外部资源，甚至不敢开口争取。
各说各话，谁都觉得自己“有理”。
🐱 猫小老的“眼罩实验”
猫小老看不下去了，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让每只猫都戴上厚厚的眼罩，不仅看不见别人，甚至忘记自己是谁。
然后让大家这样思考：
“假设你即将出生在这个猫群，但你完全不知道：
你会不会强壮？
会不会有主人？
会不会流浪、年老、受伤？
在这种情况下，你愿意制定什么样的分配规则？”
🐱 无知之幕下的选择
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了。
原本最凶的橘猫开始担心：
“万一我是一只抓不到鱼的流浪猫，谁来保证我不会饿死？”
布偶猫也慌了：
“如果有一天被主人抛弃，连暖窝都没有，我该怎么办？”
当所有猫都不知道自己将处在什么位置时，
它们开始认真考虑最糟糕的可能性。
🐱 最终达成的规则
结果，猫群投票通过了一套所有猫都能接受的制度：
暖窝优先分配给老、弱、病、残
鱼竿按抓鱼能力合理分配
预留 10% 的公共资源，保障流浪猫最低生存
每只猫都有义务轮流守夜，保护整个猫群的安全
这套规则：
不是橘猫想要的弱肉强食
不是布偶猫坚持的贡献至上
也不是简单的平均主义
但它有一个关键特征——
无论你出生在猫群的哪个位置，都能活得下去。
🧠 什么是“无知之幕”？
这正是罗尔斯“无知之幕”的核心思想：
在制定社会规则时，
想象自己被一块“幕布”遮住，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能力、阶层、运气，
再来决定制度。
在这种状态下，人会本能地选择：
保障底线
降低最坏风险
让最弱者也不至于被抛弃
本质上，无知之幕是一种制度层面的风险对冲：
它让我们在为“未知的自己”留退路的同时，也为“现实中的他人”留善意。
🧩 最后一句话
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出生在某套规则中的任何一个位置，
那它就不是真正公平的制度。
这，就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
Morris
@Morris_LT
·
5小时
权利如何分配？财富如何分配？教育和医疗该向谁倾斜？
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什么才叫“公平”？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方法，叫做 “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为了更好理解，我们不妨用一个小猫的故事来说明。
🐱 猫社区的分配难题
猫社区最近吵翻了天。冬天要来了，暖窝和储备鱼竿必须重新分配。
强壮的橘猫认为：
“弱肉强食才公平。我抓鱼最多，理应住最大的暖窝，鱼竿我也该多拿。”
家养的布偶猫觉得：
“应该按贡献来分。我有主人的罐头补贴，对猫群帮助更大，理应优先。”
普通小猫和流浪猫却缩在角落：
他们既没抓鱼的能力，也没有外部资源，甚至不敢开口争取。
各说各话，谁都觉得自己“有理”。
🐱 猫小老的“眼罩实验”
猫小老看不下去了，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让每只猫都戴上厚厚的眼罩，不仅看不见别人，甚至忘记自己是谁。
然后让大家这样思考：
“假设你即将出生在这个猫群，但你完全不知道：
你会不会强壮？
会不会有主人？
会不会流浪、年老、受伤？
在这种情况下，你愿意制定什么样的分配规则？”
🐱 无知之幕下的选择
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了。
原本最凶的橘猫开始担心：
“万一我是一只抓不到鱼的流浪猫，谁来保证我不会饿死？”
布偶猫也慌了：
“如果有一天被主人抛弃，连暖窝都没有，我该怎么办？”
当所有猫都不知道自己将处在什么位置时，
它们开始认真考虑最糟糕的可能性。
🐱 最终达成的规则
结果，猫群投票通过了一套所有猫都能接受的制度：
暖窝优先分配给老、弱、病、残
鱼竿按抓鱼能力合理分配
预留 10% 的公共资源，保障流浪猫最低生存
每只猫都有义务轮流守夜，保护整个猫群的安全
这套规则：
不是橘猫想要的弱肉强食
不是布偶猫坚持的贡献至上
也不是简单的平均主义
但它有一个关键特征——
无论你出生在猫群的哪个位置，都能活得下去。
🧠 什么是“无知之幕”？
这正是罗尔斯“无知之幕”的核心思想：
在制定社会规则时，
想象自己被一块“幕布”遮住，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能力、阶层、运气，
再来决定制度。
在这种状态下，人会本能地选择：
保障底线
降低最坏风险
让最弱者也不至于被抛弃
本质上，无知之幕是一种制度层面的风险对冲：
它让我们在为“未知的自己”留退路的同时，也为“现实中的他人”留善意。
🧩 最后一句话
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出生在某套规则中的任何一个位置，
那它就不是真正公平的制度。
这，就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
我不入你的局，我不期待你的认可，不需要你的夸奖，也不害怕你的否定，你的评价，你的定义都不会影响到我。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们都做好课题分离，你的课题是你的感受，你的选择，你的因果。我的课题是我的边界，我的原则，我的心态，不再执着于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而是我在我自己眼里是什么样子，真正通透的人，真正有自己目标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从来不把自己塞进别人的框里，他们都有一种什么心态，就是你觉得我怎么样？这事真的没那么重要，所以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作业，我们的底线才是我们的课题，把喜欢我的和我喜欢的人置顶，其他人都做静音处理，谁阴阳怪气，直接划清界限，不接招，不解释，不内耗，最后就是每天问自己，今天的我对今天的自己满意吗？而不是今天的我，他们满意了吗？一个人如果想要活的轻松，永远不要去考虑我在别人的眼里活的有多光彩，反而应该向内求。我自己活的痛快不痛快，自己的剧本自己写，别人发的弹幕懒得看。
1998年5月，时年81岁的张春桥因身患重病，获准保外就医
公安部将此项特殊保障任务下达至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公安厅随即转交无锡市公安局，
最终由无锡市公安局部署江阴市公安局具体执行
江阴市委、市政府及市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鉴于系首次承接此类特殊人物的保障工作，专门组建“护卫及医疗”专项小组，由原公安局长吴崇翟（dí）具体负责统筹，保卫人员均由无锡市局派遣。
本人（注：本文作者）作为医疗小组成员，承担张春桥的医疗保健工作。张春桥及其夫人被安置于滨江路邻近黄山区域的一幢别墅内。
该建筑为二层结构，一楼设大厅与厨房；二楼包含一间大卧室、一间小卧室及一间书房。大卧室内摆放双人床，并配备松下品牌彩电与空调，供张春桥居住；小卧室由其夫人居住；书房内设有写字台与书橱，供张春桥阅读与书写使用。
书房外侧附有小阳台，遍植花草，其中一株紫竹叶草格外醒目，系张春桥夫人特意从外地携至江阴。日常二人主要活动于二楼，每日上、下午各有两小时室外活动时间，活动范围限定于房前小花园内，不得外出。此外，张春桥抵达江阴后改用化名“李春”，其夫人化名“李静”。
上图红圈位置张春桥在此度过了人生最后七年1998年12月19日，江阴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通知本人，称“李春”突发疾病，需前往诊断。这是本人首次与张春桥面见，此前仅通过电视及报刊影像了解其人。
初见时，发现其体型较“文革”时期明显发胖，情绪相对平稳，思维清晰，能够准确主诉病情。本人为其测量血压、完成心电图检查及全身体格检查，确诊其患有冠心病、阻塞性肺气肿、帕金森病、脑供血不足等病症，随后开具处方，由保卫人员前往江阴市人民医院取药。
此后，本人每月对其进行一次常规巡诊，若出现病情变化，则随叫随到。2000年11月，张春桥在下楼活动时不慎跌倒，出现左腰疼痛伴血尿症状，随即入住本人分管的江阴市人民医院病区。经CT、超声等检查，确诊为肾挫伤，此为其抵达江阴后首次住院治疗。
2004年6月，张春桥因受凉引发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并发严重肺部感染，出现哮喘、呼吸困难等症状，再次入院。江阴市人民医院院长王生泉、市公安局及无锡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专程前往医院召开会商会议，研判病情并制定治疗方案。
期间，公安部一位副部长莅临医院探望，明确指示需全力抢救。经医院全力救治与精心护理，张春桥转危为安，住院三个多月后康复出院。此次重病使其元气大伤，体质显著下降，体型亦明显消瘦。
2004年11月10日，市公安局再次通知本人为张春桥诊疗。其主诉乏力、上腹部不适、食欲减退，并向本人表示“此次发病与以往不同，请务必仔细检查”。本人观察到其精神萎靡、身形消瘦明显，经初步检查后，提出住院进一步检查的建议，并同步向市公安局领导汇报。
11月12日，张春桥入住江阴市人民医院心内科病区的两间专用病房，其中一号病房由张春桥及保卫人员居住，二号病房作为工作人员与保卫人员的办公及住宿场所。病房周边由公安保卫人员专人值守，除本人及刘洪珍护士长外，其他人员出入均受到严格管控。
经CT检查确诊，张春桥胰腺头部存在肿瘤，且已发生肠系膜广泛转移，病情已属晚期。相关病情逐级上报至公安部，公安部指示：全力开展抢救工作，可组织专家会诊。在张春桥大女婿（时任上海中山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的协助下，医院先后组织两次专家会诊。
第一次会诊邀请华东医院胰腺外科专家参与，专家结合患者病情及CT影像资料，判定病情已至晚期，且患者体质虚弱、身形消瘦，不具备手术条件，建议加强营养支持，通过静脉输注高营养液，并肌肉注射“善龙”药物以增强体质、抑制癌细胞进展。
遵照医嘱，医院每日为张春桥静脉输注白蛋白、氨基酸、脂肪乳剂等营养液，并每月为其肌肉注射一次单价1.3万元的“善龙”。
2004年12月，经营养支持与对症治疗后，张春桥精神状态有所改善，体重亦略有回升。医院随即组织第二次会诊，邀请上海中山医院介入科、江苏省人民医院化疗科、无锡市人民医院超声理疗科等领域专家参与研讨，最终一致认为放疗、化疗、介入治疗、理疗等方案均不适用，仅能采取营养支持与对症治疗维持病情。
2005年春节过后，张春桥精神状态稍有好转，其儿子及三个女儿开始轮流前来探视，其中大女儿探望最为频繁。其大女儿已退休，与父亲感情深厚，熟知其饮食偏好。一次，她特意从上海携带食材来医院，为张春桥制作“罗宋汤”，并向本人提及“父亲最喜欢喝罗宋汤”。
彼时，张春桥仍受病痛折磨，每日需依靠止痛贴缓解疼痛，且进食量极少，但见到罗宋汤，可喝上半小碗。2005年清明过后，张春桥病情急剧恶化，身体极度虚弱，仅能依靠静脉输液维持生命。
4月21日，其出现神志恍惚、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血压下降等症状，病情已不可逆。本人立即向江阴市、无锡市公安局领导汇报，领导指示：全力抢救，准备后事。
当日午夜12时，张春桥血压降至零，随后心跳、呼吸停止，经抢救无效离世。张春桥离世后，其家属提出两项诉求：一是恢复“张春桥”原名（其在江阴期间使用化名“李春”）；二是将骨灰带回上海安葬。经逐级请示，公安部批准了家属的上述诉求。
2005年4月28日上午，江阴市公安局在花山殡仪馆大厅为张春桥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厅内摆放着其亲属敬献的二十余个花圈，花圈挽联上首次出现久违的“张春桥”之名。本人受指派参与此次仪式，主要职责是担任张春桥两位兄弟的临时保健医师。
其两位兄弟均已年逾古稀，一位系装甲兵部队退休人员，另一位为技术专家。张春桥遗体火化后，江阴市公安局在江阴进修学校招待所安排午餐，菜单包含河豚鱼、刀鱼等江阴特色菜品。其家属对江阴市公安局的各项安排表示满意，并再三致谢。当日下午，家属携带张春桥的骨灰返回上海，张春桥自此与江阴彻底告别。
【作者简介：王东升 原江阴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南医大兼职教授。中国心功能学会委员，中国高血压联盟江苏分中心理事，曾荣获江苏省劳动模范、无锡市荣誉名医、国家卫生部优秀援外医疗专家（坦桑尼亚援外）等称号。】
公安部将此项特殊保障任务下达至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公安厅随即转交无锡市公安局，
最终由无锡市公安局部署江阴市公安局具体执行
江阴市委、市政府及市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鉴于系首次承接此类特殊人物的保障工作，专门组建“护卫及医疗”专项小组，由原公安局长吴崇翟（dí）具体负责统筹，保卫人员均由无锡市局派遣。
本人（注：本文作者）作为医疗小组成员，承担张春桥的医疗保健工作。张春桥及其夫人被安置于滨江路邻近黄山区域的一幢别墅内。
该建筑为二层结构，一楼设大厅与厨房；二楼包含一间大卧室、一间小卧室及一间书房。大卧室内摆放双人床，并配备松下品牌彩电与空调，供张春桥居住；小卧室由其夫人居住；书房内设有写字台与书橱，供张春桥阅读与书写使用。
书房外侧附有小阳台，遍植花草，其中一株紫竹叶草格外醒目，系张春桥夫人特意从外地携至江阴。日常二人主要活动于二楼，每日上、下午各有两小时室外活动时间，活动范围限定于房前小花园内，不得外出。此外，张春桥抵达江阴后改用化名“李春”，其夫人化名“李静”。
上图红圈位置张春桥在此度过了人生最后七年1998年12月19日，江阴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通知本人，称“李春”突发疾病，需前往诊断。这是本人首次与张春桥面见，此前仅通过电视及报刊影像了解其人。
初见时，发现其体型较“文革”时期明显发胖，情绪相对平稳，思维清晰，能够准确主诉病情。本人为其测量血压、完成心电图检查及全身体格检查，确诊其患有冠心病、阻塞性肺气肿、帕金森病、脑供血不足等病症，随后开具处方，由保卫人员前往江阴市人民医院取药。
此后，本人每月对其进行一次常规巡诊，若出现病情变化，则随叫随到。2000年11月，张春桥在下楼活动时不慎跌倒，出现左腰疼痛伴血尿症状，随即入住本人分管的江阴市人民医院病区。经CT、超声等检查，确诊为肾挫伤，此为其抵达江阴后首次住院治疗。
2004年6月，张春桥因受凉引发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并发严重肺部感染，出现哮喘、呼吸困难等症状，再次入院。江阴市人民医院院长王生泉、市公安局及无锡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专程前往医院召开会商会议，研判病情并制定治疗方案。
期间，公安部一位副部长莅临医院探望，明确指示需全力抢救。经医院全力救治与精心护理，张春桥转危为安，住院三个多月后康复出院。此次重病使其元气大伤，体质显著下降，体型亦明显消瘦。
2004年11月10日，市公安局再次通知本人为张春桥诊疗。其主诉乏力、上腹部不适、食欲减退，并向本人表示“此次发病与以往不同，请务必仔细检查”。本人观察到其精神萎靡、身形消瘦明显，经初步检查后，提出住院进一步检查的建议，并同步向市公安局领导汇报。
11月12日，张春桥入住江阴市人民医院心内科病区的两间专用病房，其中一号病房由张春桥及保卫人员居住，二号病房作为工作人员与保卫人员的办公及住宿场所。病房周边由公安保卫人员专人值守，除本人及刘洪珍护士长外，其他人员出入均受到严格管控。
经CT检查确诊，张春桥胰腺头部存在肿瘤，且已发生肠系膜广泛转移，病情已属晚期。相关病情逐级上报至公安部，公安部指示：全力开展抢救工作，可组织专家会诊。在张春桥大女婿（时任上海中山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的协助下，医院先后组织两次专家会诊。
第一次会诊邀请华东医院胰腺外科专家参与，专家结合患者病情及CT影像资料，判定病情已至晚期，且患者体质虚弱、身形消瘦，不具备手术条件，建议加强营养支持，通过静脉输注高营养液，并肌肉注射“善龙”药物以增强体质、抑制癌细胞进展。
遵照医嘱，医院每日为张春桥静脉输注白蛋白、氨基酸、脂肪乳剂等营养液，并每月为其肌肉注射一次单价1.3万元的“善龙”。
2004年12月，经营养支持与对症治疗后，张春桥精神状态有所改善，体重亦略有回升。医院随即组织第二次会诊，邀请上海中山医院介入科、江苏省人民医院化疗科、无锡市人民医院超声理疗科等领域专家参与研讨，最终一致认为放疗、化疗、介入治疗、理疗等方案均不适用，仅能采取营养支持与对症治疗维持病情。
2005年春节过后，张春桥精神状态稍有好转，其儿子及三个女儿开始轮流前来探视，其中大女儿探望最为频繁。其大女儿已退休，与父亲感情深厚，熟知其饮食偏好。一次，她特意从上海携带食材来医院，为张春桥制作“罗宋汤”，并向本人提及“父亲最喜欢喝罗宋汤”。
彼时，张春桥仍受病痛折磨，每日需依靠止痛贴缓解疼痛，且进食量极少，但见到罗宋汤，可喝上半小碗。2005年清明过后，张春桥病情急剧恶化，身体极度虚弱，仅能依靠静脉输液维持生命。
4月21日，其出现神志恍惚、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血压下降等症状，病情已不可逆。本人立即向江阴市、无锡市公安局领导汇报，领导指示：全力抢救，准备后事。
当日午夜12时，张春桥血压降至零，随后心跳、呼吸停止，经抢救无效离世。张春桥离世后，其家属提出两项诉求：一是恢复“张春桥”原名（其在江阴期间使用化名“李春”）；二是将骨灰带回上海安葬。经逐级请示，公安部批准了家属的上述诉求。
2005年4月28日上午，江阴市公安局在花山殡仪馆大厅为张春桥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厅内摆放着其亲属敬献的二十余个花圈，花圈挽联上首次出现久违的“张春桥”之名。本人受指派参与此次仪式，主要职责是担任张春桥两位兄弟的临时保健医师。
其两位兄弟均已年逾古稀，一位系装甲兵部队退休人员，另一位为技术专家。张春桥遗体火化后，江阴市公安局在江阴进修学校招待所安排午餐，菜单包含河豚鱼、刀鱼等江阴特色菜品。其家属对江阴市公安局的各项安排表示满意，并再三致谢。当日下午，家属携带张春桥的骨灰返回上海，张春桥自此与江阴彻底告别。
【作者简介：王东升 原江阴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南医大兼职教授。中国心功能学会委员，中国高血压联盟江苏分中心理事，曾荣获江苏省劳动模范、无锡市荣誉名医、国家卫生部优秀援外医疗专家（坦桑尼亚援外）等称号。】
我家以前在富裕的关中平原，在我爹那一辈，因为修三门峡水库，响应国家号召，搬迁到了贫穷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那座村庄有个地主，经常被批斗。我叔说：“就这还是地主？就这么几十亩薄地，几间破房……在我们老家关中平原，这算全村最穷的。”后来我看书多了，才明白，当年地主，是按照比例划分的。
我们老中的人生，就仿佛水黾划过水面，留不下一点痕迹，当你回到你长大的地方，已经基本上没有人认识你了，因为每个地方平均二三十年就会实现一次人口替代。何况那个水面本身可能也不是池塘，是暴雨后路边的水洼，太阳一晒就已消失，我们住的房子房龄一般不会超过30年，如果是北方，街头很少有超过10年历史的餐厅，我们这一代人读过的小学和中学有相当一部分都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从来都没有共同体，所以也没有什么历史记忆，没有自己的社区，所以更没有传统可言。对我来说如果有所谓的故土，也无非是挂念曾经的朋友，想要参与他们的人生，看着他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但他们也早已散落四方，中国对我来说，很快就会像我父亲的故乡对我一样陌生。我当然是个怀旧的人，但我知道如果真的想在一个地方把根留住，建立自己的传统和历史，那么就不要把窝安在马路上，在可以积累的土地上即使从头开始，也胜过在散沙里修复旧巢。
情绪化爱国叙事背后：一种失去主体性的群体心理结构。
在中国，在当下的中文舆论场中，存在着一类高度稳定、可预期的群体：
他们往往收入不高、现实处境受限，却拥有极强烈的“爱国”情绪；
他们热衷于宏大叙事，习惯使用概括性、口号化的语言；
但一旦被要求举出具体例子、展开逻辑论证，往往迅速失语，继而转向情绪攻击与人身否定。
这种现象并非简单的“素质问题”，更不是偶然的个体偏差，而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环境中形成的心理—话语模式。
一、只讲立场，不讲事实
在这类话语体系中，“对不对”首先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立场判断。
问题不在于：
你说的是不是真实
推理是否成立
证据是否充分
而在于：
你站在“我们”这边还是“他们”那边
你是否“给国家添乱”
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因此，事实如果与立场冲突，就会被否认；
逻辑如果带来不适，就会被攻击。
这是一个立场优先于真理的认知系统。
二、抽象叙事是安全区，具体问题是雷区
他们高度依赖抽象词汇：
“大局”
“民族复兴”
“国家利益”
“外部势力”
这些词汇有一个共同特征：不可证伪、不可细化、不可追责。
一旦讨论被拉回具体层面，比如：
哪一项政策切实改善了普通人的生活？
哪一个现实案例支持你刚才的判断？
这个“威胁”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体现？
对话就会迅速崩塌。
不是因为问题太难，而是因为具体性会迫使人承担思考责任，而抽象叙事恰恰是为了回避这种责任而存在的。
三、复杂问题被压缩为道德对错
在这种话语环境中，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被简化为道德评判：
经济下行 → “你不够努力”
权利诉求 → “你太矫情”
公共政策失误 → “哪国没有问题”
这种压缩的好处在于：
不需要分析结构
不需要理解因果
不需要面对系统性问题
但代价是：
失去公共讨论能力
失去纠错机制
失去改进可能
四、极端敏感与极端粗糙并存
一个显著特征是：
他们对“辱华”“抹黑”“不友好”异常敏感，
却对明显的逻辑矛盾和事实错误高度宽容。
例如：
一方面宣称“国家已经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还很穷，不能要求太多权利”
这种自相矛盾并不会引发认知不适，因为情绪在这里取代了逻辑一致性。
五、向上宽容，向下苛刻
在权力关系上，这类群体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
对强权的失误高度理解
对个体的不满极度苛责
强者犯错是“体制复杂、难免”；
弱者发声则是“事多、不懂事”。
这是一种向上共情缺失、向下施压过剩的心理结构，本质上是对现实无力感的转嫁。
二、这种现象从何而来？
1. 去逻辑化的长期训练
在成长与教育过程中，逻辑推理、证据论证、反思能力被持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
标准答案
正确立场
不容置疑的结论
结果是：
会重复结论，却无法说明理由；
一旦进入开放讨论，就本能防御。
2. 现实挫败感与身份代偿
“收入偏低”并不是偶然变量，而是关键因素。
当一个人：
缺乏现实掌控感
社会流动受阻
个体尊严难以建立
就会把自我价值外包给一个宏大身份——国家、民族、集体。
“我们很强”，成为“我很弱”的心理补偿。
这不是理性选择，而是一种心理代偿机制。
3. 情绪被系统性放大
宏大叙事天然具有优势：
不可讨论
不可验证
自带道德正当性
长期浸泡其中，人会逐渐形成条件反射：
把怀疑视为敌意
把理性视为威胁
把情绪当作判断依据
4. 网络情绪是最低成本的“参与感”
在现实中无法参与公共决策，但在网络上：
表忠心
骂“敌人”
攻击异见者
成本极低、反馈极快。
情绪宣泄，逐渐取代理性讨论，成为主要的“存在方式”。
5. 回避具体，是一种适应性退化
在某些环境中：
具体讨论意味着风险
抽象表态反而安全
久而久之，人们学会：
不问因果
不谈细节
不担责任
这不是个人懦弱，而是一种被环境塑造出来的适应性退化。
结语
这种现象真正的核心，并不在于“爱国”本身，而在于：
当个体在现实中失去主体性，理性就会退位，情绪与宏大叙事便成为唯一的心理避难所。
因此，和他们讲道理往往注定失败——
不是因为道理不成立，而是因为理性讨论本身会威胁他们赖以维持自尊的心理结构。
在中国，在当下的中文舆论场中，存在着一类高度稳定、可预期的群体：
他们往往收入不高、现实处境受限，却拥有极强烈的“爱国”情绪；
他们热衷于宏大叙事，习惯使用概括性、口号化的语言；
但一旦被要求举出具体例子、展开逻辑论证，往往迅速失语，继而转向情绪攻击与人身否定。
这种现象并非简单的“素质问题”，更不是偶然的个体偏差，而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环境中形成的心理—话语模式。
一、只讲立场，不讲事实
在这类话语体系中，“对不对”首先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立场判断。
问题不在于：
你说的是不是真实
推理是否成立
证据是否充分
而在于：
你站在“我们”这边还是“他们”那边
你是否“给国家添乱”
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因此，事实如果与立场冲突，就会被否认；
逻辑如果带来不适，就会被攻击。
这是一个立场优先于真理的认知系统。
二、抽象叙事是安全区，具体问题是雷区
他们高度依赖抽象词汇：
“大局”
“民族复兴”
“国家利益”
“外部势力”
这些词汇有一个共同特征：不可证伪、不可细化、不可追责。
一旦讨论被拉回具体层面，比如：
哪一项政策切实改善了普通人的生活？
哪一个现实案例支持你刚才的判断？
这个“威胁”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体现？
对话就会迅速崩塌。
不是因为问题太难，而是因为具体性会迫使人承担思考责任，而抽象叙事恰恰是为了回避这种责任而存在的。
三、复杂问题被压缩为道德对错
在这种话语环境中，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被简化为道德评判：
经济下行 → “你不够努力”
权利诉求 → “你太矫情”
公共政策失误 → “哪国没有问题”
这种压缩的好处在于：
不需要分析结构
不需要理解因果
不需要面对系统性问题
但代价是：
失去公共讨论能力
失去纠错机制
失去改进可能
四、极端敏感与极端粗糙并存
一个显著特征是：
他们对“辱华”“抹黑”“不友好”异常敏感，
却对明显的逻辑矛盾和事实错误高度宽容。
例如：
一方面宣称“国家已经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还很穷，不能要求太多权利”
这种自相矛盾并不会引发认知不适，因为情绪在这里取代了逻辑一致性。
五、向上宽容，向下苛刻
在权力关系上，这类群体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
对强权的失误高度理解
对个体的不满极度苛责
强者犯错是“体制复杂、难免”；
弱者发声则是“事多、不懂事”。
这是一种向上共情缺失、向下施压过剩的心理结构，本质上是对现实无力感的转嫁。
二、这种现象从何而来？
1. 去逻辑化的长期训练
在成长与教育过程中，逻辑推理、证据论证、反思能力被持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
标准答案
正确立场
不容置疑的结论
结果是：
会重复结论，却无法说明理由；
一旦进入开放讨论，就本能防御。
2. 现实挫败感与身份代偿
“收入偏低”并不是偶然变量，而是关键因素。
当一个人：
缺乏现实掌控感
社会流动受阻
个体尊严难以建立
就会把自我价值外包给一个宏大身份——国家、民族、集体。
“我们很强”，成为“我很弱”的心理补偿。
这不是理性选择，而是一种心理代偿机制。
3. 情绪被系统性放大
宏大叙事天然具有优势：
不可讨论
不可验证
自带道德正当性
长期浸泡其中，人会逐渐形成条件反射：
把怀疑视为敌意
把理性视为威胁
把情绪当作判断依据
4. 网络情绪是最低成本的“参与感”
在现实中无法参与公共决策，但在网络上：
表忠心
骂“敌人”
攻击异见者
成本极低、反馈极快。
情绪宣泄，逐渐取代理性讨论，成为主要的“存在方式”。
5. 回避具体，是一种适应性退化
在某些环境中：
具体讨论意味着风险
抽象表态反而安全
久而久之，人们学会：
不问因果
不谈细节
不担责任
这不是个人懦弱，而是一种被环境塑造出来的适应性退化。
结语
这种现象真正的核心，并不在于“爱国”本身，而在于：
当个体在现实中失去主体性，理性就会退位，情绪与宏大叙事便成为唯一的心理避难所。
因此，和他们讲道理往往注定失败——
不是因为道理不成立，而是因为理性讨论本身会威胁他们赖以维持自尊的心理结构。
随着中国民众隐晦性（高级黑、暗语、梗文化）的表达越来越多(东大、八加一、绿泡泡、米/馒头)，视频表面娱乐，底下全是“懂的都懂”。华夏几千年的文字监管文化下，随着AI的强化，文字狱将到达顶峰。从历史看，“文字狱”从来不是单纯的“严打”，而是政权合法性焦虑达到峰值时的应激反应，当直接表达被堵死，民众被迫用隐晦方式“阴阳怪气”，当局就必须把审查网织得更密、更敏感，甚至连“看起来无害”的谐音、成语、动物、AI魔改都当成威胁。这就像一场军备竞赛：民众升级“加密语言”，当局升级“解密+抓人”，结果是审查成本暴增，但也让整个社会氛围更阴冷、更荒诞。历史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谁也打不败谁，隐晦只会越来越多，严打越来越甚。结果是双输：社会氛围更阴冷、更荒诞，表达空间压缩到极致。最终有可能两个方向，要么是临界点的到来，文字狱结束。另一种是随着隐晦性升级，让更多人失去的继续学习能力，整体的温水煮青蛙，绝大多数人进入到了极度的麻木时刻，社会发展停滞。
如何构建一个真正可行的长期幸福人生系统？
很多关于人生的模型，看起来很漂亮，但要么过于理想化，要么只适合极少数人。相比“成功公式”，一个更有用的东西是：在不确定的现实中，如何长期活得稳定、清醒、并逐渐变好。
这套人生系统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长期幸福。
一、长期幸福的结构
长期幸福不是短期快乐的叠加，而是一个乘法结构。它由三个部分共同决定：
长期幸福 = 健康 × 安全感 × 意义与连接
任何一项接近于零，整体都会大幅下降。因此，优先级不是“全面提升”，而是先补短板。
二、健康：一切的物理与心理基础
健康是所有人生选择的底座，没有健康，其它努力往往都会失效。
健康并不复杂，但极其容易被忽视。它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
首先是睡眠。
稳定、充足的睡眠是恢复身体和情绪的核心手段。固定作息、7–9 小时睡眠、把睡眠优先级放在效率之上，几乎是所有长期状态良好的人的共同点。
其次是身体活动。
日常走动是基础，力量训练维持身体功能，心肺训练维持耐力和寿命。目标不是极限，而是可以持续几十年的身体状态。
第三是饮食。
以天然、少加工食物为主，保证足够蛋白质、蔬菜和水。饮食的作用不是“自律感”，而是稳定能量与情绪。
最后是心理稳定。
学会觉察情绪，减少长期焦虑的来源，并接受生活中大量不可控的部分。心理稳定并不是“永远积极”，而是不被情绪长期劫持。
三、安全感：让你不被一击淘汰
很多人忽视安全感，直接追求高成长、高回报，结果反而更焦虑、更脆弱。
安全感的核心不是“有多少钱”，而是是否有回旋空间。
它主要来自三点：
第一，基本收入保障。
拥有可预测的现金流，至少能覆盖基本生活。
第二，应急储备。
准备 6–12 个月的生活费，让你在突发事件中不被迫做糟糕决定。
第三，风险可控。
在高杠杆、高不确定性之前，先确保自己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出局。不把全部希望押在单一高风险路径上，是长期生存的关键。
四、价值创造：决定你能走多远
在安全的基础上，人生的上限取决于你创造价值的能力。
真正的价值创造，来自三个要素的叠加：
你能解决什么真实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
你在其中的稀缺性，往往来自长期兴趣、个人经历以及复合技能，而不是短期培训；
你的能力是否可以被放大，比如通过技术、内容、知识产权或系统，而不是只靠时间。
努力本身并不稀缺，可复制的价值才稀缺。
五、收入与财富：工具，而不是目的
收入是你当前价值的交换结果，而财富是过去选择的积累。
早期，收入更多来自用技能换钱；
中期，开始把时间转化为资产、产品或系统；
后期，重点从“赚钱”转向“管理风险与波动”。
投资与财富管理的关键不在于预测，而在于三点：
是否在能力圈内、是否能长期持有、是否有效控制风险。
稳定性，往往比高回报更重要。
六、关系与连接：幸福的放大器
人际关系不是附属品，而是幸福的放大器。
良好的关系通常具备三个特征：
长期信任、清晰边界、持续投入。
至少拥有一两段深度关系，能让人在低谷时不至于崩塌，在高峰时不至于迷失。
亲密关系和家庭尤其重要，它既是高杠杆选择，也是高风险选择。价值观是否相容、冲突是否可沟通，往往比浪漫更重要。
七、意义感：让人生值得长期投入
当健康、安全和关系相对稳定后，很多人会开始问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继续这样活下去？”
意义感通常来自三者的交集：
你对他人有用、你能认同自己正在做的事、你可以长期持续而不枯竭。
意义不一定宏大，它更多来自长期、真实的付出。
八、几个现实原则
最后，有几条现实原则贯穿整个系统：
接受运气、时代与出身的影响
用系统和习惯对抗不确定性
把“不被一击淘汰”放在第一位
稳定，往往比爆发更难也更重要
结语
这套人生系统的核心不是成功，而是长期可持续：
先稳住底座，再放大价值，最后追求意义。
很多关于人生的模型，看起来很漂亮，但要么过于理想化，要么只适合极少数人。相比“成功公式”，一个更有用的东西是：在不确定的现实中，如何长期活得稳定、清醒、并逐渐变好。
这套人生系统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长期幸福。
一、长期幸福的结构
长期幸福不是短期快乐的叠加，而是一个乘法结构。它由三个部分共同决定：
长期幸福 = 健康 × 安全感 × 意义与连接
任何一项接近于零，整体都会大幅下降。因此，优先级不是“全面提升”，而是先补短板。
二、健康：一切的物理与心理基础
健康是所有人生选择的底座，没有健康，其它努力往往都会失效。
健康并不复杂，但极其容易被忽视。它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
首先是睡眠。
稳定、充足的睡眠是恢复身体和情绪的核心手段。固定作息、7–9 小时睡眠、把睡眠优先级放在效率之上，几乎是所有长期状态良好的人的共同点。
其次是身体活动。
日常走动是基础，力量训练维持身体功能，心肺训练维持耐力和寿命。目标不是极限，而是可以持续几十年的身体状态。
第三是饮食。
以天然、少加工食物为主，保证足够蛋白质、蔬菜和水。饮食的作用不是“自律感”，而是稳定能量与情绪。
最后是心理稳定。
学会觉察情绪，减少长期焦虑的来源，并接受生活中大量不可控的部分。心理稳定并不是“永远积极”，而是不被情绪长期劫持。
三、安全感：让你不被一击淘汰
很多人忽视安全感，直接追求高成长、高回报，结果反而更焦虑、更脆弱。
安全感的核心不是“有多少钱”，而是是否有回旋空间。
它主要来自三点：
第一，基本收入保障。
拥有可预测的现金流，至少能覆盖基本生活。
第二，应急储备。
准备 6–12 个月的生活费，让你在突发事件中不被迫做糟糕决定。
第三，风险可控。
在高杠杆、高不确定性之前，先确保自己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出局。不把全部希望押在单一高风险路径上，是长期生存的关键。
四、价值创造：决定你能走多远
在安全的基础上，人生的上限取决于你创造价值的能力。
真正的价值创造，来自三个要素的叠加：
你能解决什么真实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
你在其中的稀缺性，往往来自长期兴趣、个人经历以及复合技能，而不是短期培训；
你的能力是否可以被放大，比如通过技术、内容、知识产权或系统，而不是只靠时间。
努力本身并不稀缺，可复制的价值才稀缺。
五、收入与财富：工具，而不是目的
收入是你当前价值的交换结果，而财富是过去选择的积累。
早期，收入更多来自用技能换钱；
中期，开始把时间转化为资产、产品或系统；
后期，重点从“赚钱”转向“管理风险与波动”。
投资与财富管理的关键不在于预测，而在于三点：
是否在能力圈内、是否能长期持有、是否有效控制风险。
稳定性，往往比高回报更重要。
六、关系与连接：幸福的放大器
人际关系不是附属品，而是幸福的放大器。
良好的关系通常具备三个特征：
长期信任、清晰边界、持续投入。
至少拥有一两段深度关系，能让人在低谷时不至于崩塌，在高峰时不至于迷失。
亲密关系和家庭尤其重要，它既是高杠杆选择，也是高风险选择。价值观是否相容、冲突是否可沟通，往往比浪漫更重要。
七、意义感：让人生值得长期投入
当健康、安全和关系相对稳定后，很多人会开始问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继续这样活下去？”
意义感通常来自三者的交集：
你对他人有用、你能认同自己正在做的事、你可以长期持续而不枯竭。
意义不一定宏大，它更多来自长期、真实的付出。
八、几个现实原则
最后，有几条现实原则贯穿整个系统：
接受运气、时代与出身的影响
用系统和习惯对抗不确定性
把“不被一击淘汰”放在第一位
稳定，往往比爆发更难也更重要
结语
这套人生系统的核心不是成功，而是长期可持续：
先稳住底座，再放大价值，最后追求意义。
你亮出美貌，你就要有能力规避掉低级好色之徒；你展示财富，你就要有能力让贪财嫉妒之人不敢伤害你；你掏出真心，你就有能力分辨这个人是善还是恶；你显露什么，你就要有能力来规避掉他引来的反作用力。记住，没有无缘无故的惊喜，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灾难。
刻意让自己无聊。有意识地关掉外界的声音。跑步的时候不听播客。去健身房的时候不带手机。通勤的时候不听音乐。最好的想法都诞生在这些时候。当你开始能够承受无聊，你会发现几件事。第一，你对生活不会那么容易厌倦。第二，你对工作更有耐心。第三，你开始认真思考，目标、方向、意义。你不不再感到空虚，而是更清醒。晚上7点以后不看电子设备。睡觉的时候不把手机放在身边。吃饭的时候家里绝不用电子产品。
“淡薄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饬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这句话揭示了一种人们极易产生的本能心态。我们往往会对那些淡泊名利、超然于世的人心生怀疑：名、利、权势、美色，这些几乎是世人一生所追逐的东西，为什么你可以不要？你是不是虚伪？是不是内心同样渴望，却故作清高？于是，那些沉溺于浓烈欲望的人，便对淡薄之士加以揣测、怀疑，甚至无端指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同样地，对于那些自我要求严格、行为谨慎、能够自律的“检饬之人”，那些性情放纵、以自我为中心的“放肆者”也往往心生忌惮。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如此节制、如此克己？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在装模作样？因此也会对这类人产生排斥与敌意。这种心理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人类常常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本能反应，不仅认为不同者危险，甚至还会主动贬低、污名化与自己价值取向不同的人。这正是人性的幽暗之处，也是社会运行中常见的现象。
因此，作为一种处世智慧，提醒我们：君子身处其间，不可轻易改变自己的操守，应当坚持自己的节操与行为准则；但同时，也不可过于锋芒毕露。人性如此，社会亦然。若你是淡泊之人、检饬之人，不妨适度收敛光芒，不必刻意刺激那些心胸狭隘、境界不足之人，以免为自己招致不必要的伤害。这正是体悟到的一层深刻而现实的处世道理。
同样地，对于那些自我要求严格、行为谨慎、能够自律的“检饬之人”，那些性情放纵、以自我为中心的“放肆者”也往往心生忌惮。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如此节制、如此克己？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在装模作样？因此也会对这类人产生排斥与敌意。这种心理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人类常常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本能反应，不仅认为不同者危险，甚至还会主动贬低、污名化与自己价值取向不同的人。这正是人性的幽暗之处，也是社会运行中常见的现象。
因此，作为一种处世智慧，提醒我们：君子身处其间，不可轻易改变自己的操守，应当坚持自己的节操与行为准则；但同时，也不可过于锋芒毕露。人性如此，社会亦然。若你是淡泊之人、检饬之人，不妨适度收敛光芒，不必刻意刺激那些心胸狭隘、境界不足之人，以免为自己招致不必要的伤害。这正是体悟到的一层深刻而现实的处世道理。
为什么本来孩子想干的事，只要被父母一提醒马上就不想干了？因为家长的过度提醒，本质是不信任！他要用拖延，来反抗内心的被命令感。对象之间，夫妻之间，同事之间，无一不是！这就是人性！1、本来是自己想做的事，结果变成了满足别人的要求才去做，个人自由意志受阻。2、被提醒的感觉很不好，好像提醒的人，是在责备自己没有提前做好准备。3、做事的人是我，你动动嘴皮子，显得很聪明负责，一句话抢走我的功劳与苦劳。
我一直试图传达一个价值观，那就是，做独立的个体，不要对任何国家、民族、文化产生超出必要限度的情感，不要让自己和任何一个集体深度绑定，不要爱中国，也不要爱美国。一旦你接受了社群主义的设定，就容易失去自我。当然，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很难，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
中国那些被世代传颂的“老祖宗智慧”，并非人生真理，而是一套高度精密的社会控制软件。它的核心功能呢，不是启迪智慧，而是维持稳定，驯化个性，转移矛盾。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的控制代码是什么呢？是苦难崇拜与等级固化，逻辑漏洞在哪？错误归因还有幸存者偏差。这是从逻辑学的角度上来说，他将苦难，也就是成功可能的副产品偷换成了成功的必要条件，只渲染了极少数成功者的叙事，掩盖了无数被苦难吞噬的沉默的大多数。那他的心理操纵路径是什么呢？是未来幻想与补偿心理，就是为无法摆脱的当下痛苦虚构了一个很大的未来意义，以此呢来进行自我麻醉。他的终极导向是渴望成为人上人，也就是认同并渴望进入剥削体系的上层，完成从被鞭打者到挥鞭者的扭曲的蜕变。我们用一句话来解读就是，苦难就是苦难，不值得歌颂。值得歌颂的是消除苦难的制度与战胜苦难的个人，而非苦难本身。
农村的人真的很可怜 一辈子幸苦劳作 大部分人的下场都是各种慢性病没有及早医治而恶化去世
县城里一堆在医学院吊车尾的医生 开的都是上个世纪版本的方子 还有一群喜欢开中药的傻逼
极个别有觉悟和条件的好不容易跑到省城看病 没想到又是第二次屠刀与宰杀
县城里一堆在医学院吊车尾的医生 开的都是上个世纪版本的方子 还有一群喜欢开中药的傻逼
极个别有觉悟和条件的好不容易跑到省城看病 没想到又是第二次屠刀与宰杀
金门战役作为历史，已过去70多年了，但无数个疑团和不解还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
国民党先后释放三批战俘回大陆，那些人回来后遭遇如何
在登岛的万名将士中，4千余人战死疆场，5千余人被俘。其中，有些自愿加入国民党军队，千余名甄别后放回大陆。
总共分三批释放，1950年3月小批释放，级别较低。
1950年7月18日第二批是最大批，共529名，从台北上火车到基隆上船，7月22日到大陈岛，然后用登陆艇和小船送头门山岛。
俘虏们派出两名干部，其中一名是西北野战军作战科科长潘国杰，他俩回大陆联络。驻浙江临海县驻军21军得知后，立即派出5条机帆船迎接归俘，归俘被集中在杭州古荡7兵团政治部招待处。
第三批387人于1950年12月11日离开战俘营，从台北抵达基隆，立即上船，这次不开往大陈，而是开往福建沿海，12日抵达马祖岛，然后白犬岛，13日分头上了渔民渔船，几个小时后，便在福建长乐连江沿海一带分散登陆了。
02第三批归俘有的被28军接收，有的被巡逻民兵抓获，立即送派出所、公安局，随后所有归俘们都送到10兵团福州招待所。
这只是最大的三批，以后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后一名回归的金门战俘，是253团一营一连的许道位，他于1956年1月，与一批南日岛战俘一起回归。
900余名归俘回来后，先后在杭州、福州成立了归俘集训队，不久将131名副连以上军官送南京，由华东军区政治部审查。
第二批排以下干部战士在杭州接受审查，第三批排以下在福州接受审查。先治疗、休养，一个月后开始学习。学习分三个阶段，开始了回归后的漫漫征途，那是比战场更难熬的时空。
可惜中国和美英等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在我军看来，战俘就是叛徒，所以所有战俘开始了三个阶段学习。第一阶段，是政治教育阶段，包括时事教育，“气节”教育等内容。学习文件、报纸，听报告，针对战俘在台湾受到的政治教育，开展专题讲座，使战俘分清理论是非，提高觉悟。
“气节”教育让战俘听了脸红心跳，听报告、看电影，对照“钢铁战士”李大钊、瞿秋白等先烈的英勇事迹，想想自己，绝大多数人都深感惭愧，原先觉得委屈，“为什么领导不来营救我们”的想法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3第二阶段是核心、关键，也是集训的主题，叫启发反省阶段，号召“忠实坦白、深刻检讨、互相帮助”，方法是个人反省与小组反省相结合，组织上全面了解，甄别材料，严格审查，作出结论。
每个人都要详细交代，过关。接下来第三阶段，根据交代和互相揭发情况，开始定性处理。人的求生本性、利己的本性，在这个阶段中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不管在台湾表现好的还是坏的，都拼命揭发别人，使尽全身解数，互相攻击、揭发，夸大、渲染、捕风捉影，以求表现好、自保，免去死刑和牢狱之灾。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原来也是属于软弱分子之一，此时成了积极揭发的标兵。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在台湾软弱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
基本整出眉目后，开始采取行动，1951年7月21日，下令将归俘“集中”在华东军区政治部第二干部招待所。
04没有一丝风，空气如同凝固一般。大门口走廊里会议室到处布满双岗。归俘们屏气敛声，默默端坐，都知道军法处来人，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不知轮到谁。院里停了好几辆车。过了一会，开始点名：徐惠良、于守全、张连升、汤秉辉、阎平阶、黄景新、李同顺……一排长长的名单。
出示的拘捕证上，赫然盖着鲜红的大印：华东军区军法处。点到名的，戴上手铐，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解一个，带到院里上车。
1951年6月，第一批枪毙的两人，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251团副连管理员窦永礼，被押到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执行枪决。刑场上警卫森严，两口棺材一字排开，据说因念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由组织出面备棺安葬。李子元在金门战斗中，于10月25日下午被俘，当时尹俊18师警卫营猛攻林厝，李子元率领3营守在林厝东边高碉堡附近地堡里，打退敌方二次进攻。
18师第三波次冲上来的时候，李子元他们弹药打光，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提前西方化，高叫：“别打了，缴枪了。”率领身边仅剩的17人放下武器，缴出轻、重机枪各一挺，卡宾枪十余支，还有随身携带的作战命令、作战草图等物。
当时除了3营战士外，253团1连副连长郭阿堂也在其中，也随李子元一起投降。李子元是泰兴人，1940年入伍，一步一个台阶，从战士当到营长，所有战友都对他印象不错，在战俘营表现也不错，只是提前思想解放，战场投降，被认为是罪不可赦的叛徒，第一批被枪毙。
05连级干部窦永礼，1937年入党、入伍，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国共战争，枪林弹雨，6次负伤，是三等残废，当过战斗英雄、生产模范。战斗结束后，坐在海边等敌人来俘虏，后来进古宁头联系领导，东张西望找不到人，刚喊了一声“刘团长”，就引来一枪，赶快钻进一间民房里，敌兵追来，在门口把枪栓拉得哗哗响，大喊“看见你了，还不赶快出来，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老窦高举双手，走了出来，束手就擒。
这在我军看来已是叛徒，后来到了战俘营，还帮助国军指认干部，监视干部，自然是罪不可赦，第一批枪毙名单也就轮到他了。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部下一张姓连长不满，他会开飞机，驾驶小型军用飞机一架，飞往西安。当时西安已在西野控制之下，张连长被我军拿获，西野作战科科长潘国杰觉得新鲜，要过飞机瘾，拉着司令部作战参谋洪亮（特殊人才，懂几国外语），上了这架飞机。结果满脸络腮胡子的张连长飞往台湾，潘国杰和洪亮成了从空中掉下的两个高级战俘，与金门战俘关在一起。后来洪亮在战俘营里被杀，潘国杰与金门战俘一起被释放。有人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确是实实在在的真事。
06如果说营长李子元主动带队投降，属非杀不可，那么其他人为什么要杀呢？
让我们细细来看。第二批枪决人员共四人，于1951年9月28日下午一点执行，地点仍旧是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警卫森严，四口棺材一字排开，对着徐惠良、张连升等三名金门战俘，和一名大胆岛战俘（估计是带领部队投降的营长包成）。
徐惠良是29军军部参谋，浙江宁波鄞县人，16岁参加新四军，金门战役时是29军司令部参谋，非常精明强干，登陆后一直为自己争着来金门而懊悔，两天来多次徘徊于海边，想方设法要回大陆。只要能回去，哪怕受处分，也比在金门打死强。便找了位船老大，软硬兼施，求船夫开船，船老大说，白天有飞机、军舰，晚上一定送你们回去。
下午三点，身边没有战斗兵了，徐心理发慌，跑到王剑秋那里，看到打得厉害，于是又跑到东边，和82师245团一个小卫生员一起胡乱打枪，打了两下，枪不响了，两人又急又怕，把枪扔进海里，坐在石头上商量，四目相望，泪水长流。
徐说，干脆主动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投降，反而不会杀我们。他站起身就走，小卫生员也默默跟上。07徐惠良回归后交代：“我们两人一起向东边跑去，在路上拾到一支步枪，心想如果交给对方，他们会相信我是原国民党俘虏兵，被迫才干共军的。半路上，一个敌人在高高的岸上挥舞步枪大喊‘缴枪’，我们摇动帽子，表示投降。
因海岸太高，只得绕着往上走，经过海滩边上，看见一条船，船上跳下与我一起来的军部报务员汤德里、张国弟和五六个运输兵。他们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完了，打也是死，不如随我们一起早点投过去。’他们听后也同意了，于是一起走，254团小卫生员走在最前面。走了20多米，一班敌人叫‘站住’，我和小卫生员摇帽子表示投降，在一个凹坑处缴了枪。此时约为26日下午4点，地点在林厝西北海边。”
徐带头率领近十人主动投降，进了战俘营后，徐由于对各级干部很熟，指认了大量干部，因此不可能逃过一死。虽然他竭力乞求审讯人员，我还年轻，判5年、10年都可以，希望能留一条命，结果还是一命呜呼。他白当了多年军部参谋，连这个基本政策都不懂，可以宽大、优待敌人战俘，但决不会宽大自己的被俘人员。
来源《石门白话佬》
------想起了美國的麥卡恩參議員
国民党先后释放三批战俘回大陆，那些人回来后遭遇如何
在登岛的万名将士中，4千余人战死疆场，5千余人被俘。其中，有些自愿加入国民党军队，千余名甄别后放回大陆。
总共分三批释放，1950年3月小批释放，级别较低。
1950年7月18日第二批是最大批，共529名，从台北上火车到基隆上船，7月22日到大陈岛，然后用登陆艇和小船送头门山岛。
俘虏们派出两名干部，其中一名是西北野战军作战科科长潘国杰，他俩回大陆联络。驻浙江临海县驻军21军得知后，立即派出5条机帆船迎接归俘，归俘被集中在杭州古荡7兵团政治部招待处。
第三批387人于1950年12月11日离开战俘营，从台北抵达基隆，立即上船，这次不开往大陈，而是开往福建沿海，12日抵达马祖岛，然后白犬岛，13日分头上了渔民渔船，几个小时后，便在福建长乐连江沿海一带分散登陆了。
02第三批归俘有的被28军接收，有的被巡逻民兵抓获，立即送派出所、公安局，随后所有归俘们都送到10兵团福州招待所。
这只是最大的三批，以后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后一名回归的金门战俘，是253团一营一连的许道位，他于1956年1月，与一批南日岛战俘一起回归。
900余名归俘回来后，先后在杭州、福州成立了归俘集训队，不久将131名副连以上军官送南京，由华东军区政治部审查。
第二批排以下干部战士在杭州接受审查，第三批排以下在福州接受审查。先治疗、休养，一个月后开始学习。学习分三个阶段，开始了回归后的漫漫征途，那是比战场更难熬的时空。
可惜中国和美英等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在我军看来，战俘就是叛徒，所以所有战俘开始了三个阶段学习。第一阶段，是政治教育阶段，包括时事教育，“气节”教育等内容。学习文件、报纸，听报告，针对战俘在台湾受到的政治教育，开展专题讲座，使战俘分清理论是非，提高觉悟。
“气节”教育让战俘听了脸红心跳，听报告、看电影，对照“钢铁战士”李大钊、瞿秋白等先烈的英勇事迹，想想自己，绝大多数人都深感惭愧，原先觉得委屈，“为什么领导不来营救我们”的想法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3第二阶段是核心、关键，也是集训的主题，叫启发反省阶段，号召“忠实坦白、深刻检讨、互相帮助”，方法是个人反省与小组反省相结合，组织上全面了解，甄别材料，严格审查，作出结论。
每个人都要详细交代，过关。接下来第三阶段，根据交代和互相揭发情况，开始定性处理。人的求生本性、利己的本性，在这个阶段中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不管在台湾表现好的还是坏的，都拼命揭发别人，使尽全身解数，互相攻击、揭发，夸大、渲染、捕风捉影，以求表现好、自保，免去死刑和牢狱之灾。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原来也是属于软弱分子之一，此时成了积极揭发的标兵。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在台湾软弱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
基本整出眉目后，开始采取行动，1951年7月21日，下令将归俘“集中”在华东军区政治部第二干部招待所。
04没有一丝风，空气如同凝固一般。大门口走廊里会议室到处布满双岗。归俘们屏气敛声，默默端坐，都知道军法处来人，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不知轮到谁。院里停了好几辆车。过了一会，开始点名：徐惠良、于守全、张连升、汤秉辉、阎平阶、黄景新、李同顺……一排长长的名单。
出示的拘捕证上，赫然盖着鲜红的大印：华东军区军法处。点到名的，戴上手铐，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解一个，带到院里上车。
1951年6月，第一批枪毙的两人，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251团副连管理员窦永礼，被押到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执行枪决。刑场上警卫森严，两口棺材一字排开，据说因念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由组织出面备棺安葬。李子元在金门战斗中，于10月25日下午被俘，当时尹俊18师警卫营猛攻林厝，李子元率领3营守在林厝东边高碉堡附近地堡里，打退敌方二次进攻。
18师第三波次冲上来的时候，李子元他们弹药打光，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提前西方化，高叫：“别打了，缴枪了。”率领身边仅剩的17人放下武器，缴出轻、重机枪各一挺，卡宾枪十余支，还有随身携带的作战命令、作战草图等物。
当时除了3营战士外，253团1连副连长郭阿堂也在其中，也随李子元一起投降。李子元是泰兴人，1940年入伍，一步一个台阶，从战士当到营长，所有战友都对他印象不错，在战俘营表现也不错，只是提前思想解放，战场投降，被认为是罪不可赦的叛徒，第一批被枪毙。
05连级干部窦永礼，1937年入党、入伍，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国共战争，枪林弹雨，6次负伤，是三等残废，当过战斗英雄、生产模范。战斗结束后，坐在海边等敌人来俘虏，后来进古宁头联系领导，东张西望找不到人，刚喊了一声“刘团长”，就引来一枪，赶快钻进一间民房里，敌兵追来，在门口把枪栓拉得哗哗响，大喊“看见你了，还不赶快出来，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老窦高举双手，走了出来，束手就擒。
这在我军看来已是叛徒，后来到了战俘营，还帮助国军指认干部，监视干部，自然是罪不可赦，第一批枪毙名单也就轮到他了。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部下一张姓连长不满，他会开飞机，驾驶小型军用飞机一架，飞往西安。当时西安已在西野控制之下，张连长被我军拿获，西野作战科科长潘国杰觉得新鲜，要过飞机瘾，拉着司令部作战参谋洪亮（特殊人才，懂几国外语），上了这架飞机。结果满脸络腮胡子的张连长飞往台湾，潘国杰和洪亮成了从空中掉下的两个高级战俘，与金门战俘关在一起。后来洪亮在战俘营里被杀，潘国杰与金门战俘一起被释放。有人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确是实实在在的真事。
06如果说营长李子元主动带队投降，属非杀不可，那么其他人为什么要杀呢？
让我们细细来看。第二批枪决人员共四人，于1951年9月28日下午一点执行，地点仍旧是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警卫森严，四口棺材一字排开，对着徐惠良、张连升等三名金门战俘，和一名大胆岛战俘（估计是带领部队投降的营长包成）。
徐惠良是29军军部参谋，浙江宁波鄞县人，16岁参加新四军，金门战役时是29军司令部参谋，非常精明强干，登陆后一直为自己争着来金门而懊悔，两天来多次徘徊于海边，想方设法要回大陆。只要能回去，哪怕受处分，也比在金门打死强。便找了位船老大，软硬兼施，求船夫开船，船老大说，白天有飞机、军舰，晚上一定送你们回去。
下午三点，身边没有战斗兵了，徐心理发慌，跑到王剑秋那里，看到打得厉害，于是又跑到东边，和82师245团一个小卫生员一起胡乱打枪，打了两下，枪不响了，两人又急又怕，把枪扔进海里，坐在石头上商量，四目相望，泪水长流。
徐说，干脆主动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投降，反而不会杀我们。他站起身就走，小卫生员也默默跟上。07徐惠良回归后交代：“我们两人一起向东边跑去，在路上拾到一支步枪，心想如果交给对方，他们会相信我是原国民党俘虏兵，被迫才干共军的。半路上，一个敌人在高高的岸上挥舞步枪大喊‘缴枪’，我们摇动帽子，表示投降。
因海岸太高，只得绕着往上走，经过海滩边上，看见一条船，船上跳下与我一起来的军部报务员汤德里、张国弟和五六个运输兵。他们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完了，打也是死，不如随我们一起早点投过去。’他们听后也同意了，于是一起走，254团小卫生员走在最前面。走了20多米，一班敌人叫‘站住’，我和小卫生员摇帽子表示投降，在一个凹坑处缴了枪。此时约为26日下午4点，地点在林厝西北海边。”
徐带头率领近十人主动投降，进了战俘营后，徐由于对各级干部很熟，指认了大量干部，因此不可能逃过一死。虽然他竭力乞求审讯人员，我还年轻，判5年、10年都可以，希望能留一条命，结果还是一命呜呼。他白当了多年军部参谋，连这个基本政策都不懂，可以宽大、优待敌人战俘，但决不会宽大自己的被俘人员。
来源《石门白话佬》
------想起了美國的麥卡恩參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