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真的在乎初创员工吗？
之前跟一个创业老板就项目的事儿深聊过。在用人方面，我相信他没做保留。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
当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能跟着你干的人，一般并不会太强。因为能力强的人，一般不会干这种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事儿。
说完，他顿了顿，他说，刚创业的时候，一定要眼睛里面揉得进去沙子。
先跑起来，先赚钱，赚到钱了，体量大了，前景有了，有能力的人才会陆续跟过来，这个时候就得掺沙子了。
原来那班能力不算太强的、认知、能力和贡献也越发跟不上节奏的，该退的退了。
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了。
之前跟一个创业老板就项目的事儿深聊过。在用人方面，我相信他没做保留。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
当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能跟着你干的人，一般并不会太强。因为能力强的人，一般不会干这种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事儿。
说完，他顿了顿，他说，刚创业的时候，一定要眼睛里面揉得进去沙子。
先跑起来，先赚钱，赚到钱了，体量大了，前景有了，有能力的人才会陆续跟过来，这个时候就得掺沙子了。
原来那班能力不算太强的、认知、能力和贡献也越发跟不上节奏的，该退的退了。
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了。
被吼大的孩子，七个明显缺陷或特征：1、习惯性撒谎。2、习惯性逃避。3、智力受损，真的会变笨。4、唯唯诺诺，自卑又讨好。5、迟早有一天会叛逆，并报复父母。6、安全感缺失与崩塌，难以有亲密关系。7、没有主见，丧失判断，不敢主动担责。
多巴胺掠夺者：为什么有些人一靠近你，就开始控制你！有些人一进入关系，就开始管你、盯你、限制你。表面是关心，实际却让你越来越累。原因并不复杂——他们不是在爱你，而是在通过你获取多巴胺。正常情况下，人可以通过完成家务、按时工作、运动、散步等低价值任务，让多巴胺保持温和波动，情绪自然稳定。能靠自己获取多巴胺的人，通常不需要控制他人。
问题出现在那些做不到的人身上。他们缺乏持续投入和自律能力，无法从成长和创造中获得奖励，多巴胺长期不足，便会焦虑、易怒、空虚。于是大脑会选择最省力的方式——从身边的人身上“找回来”。这也是为什么被过度娇惯的孩子，在外退缩，对家人却暴躁；为什么有些家长不愿孩子真正独立，一旦孩子自理，他们就失去被需要感。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补偿。
亲密关系里同样如此。热恋期是一场多巴胺风暴，必然会脱敏。如果关系无法转向更稳定的情感连接，就只能靠更强刺激或控制维持。判断一个人是否危险，有一个简单标准：看他是否拥有低价值成就。是否做饭、运动、长期投入一件事。如果没有，他的满足感多半来自外部，而伴侣就成了供给源。
因此你会看到要求秒回、干预社交、情绪绑架、经济控制、忽冷忽热等行为。你的反应，就是他的奖励。记住一句话：自我多巴胺获取能力弱的人，更容易掠夺他人的多巴胺。如果边界被反复侵犯，哪怕是亲人，也需要拉开距离，否则你付出的，将是长期的神经消耗。
问题出现在那些做不到的人身上。他们缺乏持续投入和自律能力，无法从成长和创造中获得奖励，多巴胺长期不足，便会焦虑、易怒、空虚。于是大脑会选择最省力的方式——从身边的人身上“找回来”。这也是为什么被过度娇惯的孩子，在外退缩，对家人却暴躁；为什么有些家长不愿孩子真正独立，一旦孩子自理，他们就失去被需要感。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补偿。
亲密关系里同样如此。热恋期是一场多巴胺风暴，必然会脱敏。如果关系无法转向更稳定的情感连接，就只能靠更强刺激或控制维持。判断一个人是否危险，有一个简单标准：看他是否拥有低价值成就。是否做饭、运动、长期投入一件事。如果没有，他的满足感多半来自外部，而伴侣就成了供给源。
因此你会看到要求秒回、干预社交、情绪绑架、经济控制、忽冷忽热等行为。你的反应，就是他的奖励。记住一句话：自我多巴胺获取能力弱的人，更容易掠夺他人的多巴胺。如果边界被反复侵犯，哪怕是亲人，也需要拉开距离，否则你付出的，将是长期的神经消耗。
当一个人的主体性是欠缺的，他就会疯狂的用"工具性"去弥补，特别想展示以及过度的展示自己是有用的，对别人来说是有价值的。有个关于物化概念，当一个人在某种情境下，无法明确的感知到，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内在尊严时，他就会不自觉的把自己降格为物品，因为物品的价值在于功能，而人的价值在于存在本身。所以一个拥有强主体性的人，他做事的底层逻辑是我是谁，而一个没有主体性、缺乏主体性的人，他做事的底层逻辑是，我应该做点什么才会有价值？当一个人总是想展示自己的工具性，其实是他想把关系降格为交易，因为交易是可控的，我付出了劳动，你就要给我认可，我就要有回报。而真正的爱是不可控的，这种不可控的爱，对于缺乏主体性的人来说，他是很危险的存在，会让他感到恐惧不安。怎么破局呢？试着做一些没用的事情，试着在关系里适度的暴露自己的脆弱、无能、不完美。当你对别人来说不再那么好用的时候，你才算是真正作为一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
父母的逻辑思维，决定了孩子一生的高度。很多孩子的上限，其实在父母开口说第一句话时就已经被设定了——不是学历，不是努力，而是父母有没有逻辑。没有逻辑的父母，只盯着成绩和外部反馈，教育是短期的、应试的。他们不断告诉孩子“成绩好才有未来”，却忽略了最关键的能力——思维能力。孩子在追分数的过程中，学会了服从流程，却不会分析问题、做判断，一旦离开标准答案，就容易迷茫、内耗、被动。有逻辑的父母，看得更远。他们明白教育的真正目标，不是分数，而是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关注的是思维框架，而不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引导孩子拆解问题、权衡选择、做理性决策。这样的孩子敢表达、会博弈、懂选择、能领导，这不是智商差距，而是思维训练的差距。孩子对世界的理解，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父母“讲”出来的。你不教他逻辑，他只能用情绪理解世界；你不教他判断，他只能靠运气走人生。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孩子，而是父母的思维方式。所以，思维最该先学习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你以为越来越多人觉醒了，其实只是情绪在被批量唤醒
平台算法已经将你困在了认知牢笼之中，而你却浑然不知。每一个人，都被分配进了一个看似觉醒、实则封闭的房间。
这两年，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
人人都在谈“觉醒”。
讲结构、讲制度、讲系统、讲资本、讲阶层、讲命运...
仿佛只要把这些词排列组合一遍，就完成了一次对世界本质的洞察。
仿佛不谈这些，就显得你还活在幻觉里。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
如果真的越来越多人觉醒了，为什么现实并没有变得更清晰，反而更混乱了？
一、被大规模传播的，并不是认知本身，而是“觉醒的情绪外壳”
我们先说一个不太好听、但非常关键的事实：
今天广泛传播的，并不是系统性认知，而是“我已经看懂了”的情绪体验。
真正的系统性认知，意味着什么？
你需要区分结构与个体的边界
理解制度的长期逻辑，而不是即时后果
接受很多问题没有简单答案
甚至承认：你知道了，也未必能改变什么
而这些内容，在传播层面几乎是“反人性”的：
不刺激
不解气
不提供情绪出口
也很难被剪成30秒
于是，平台和算法自然会做出选择：
它们筛选的不是“是否正确”，而是“是否有情绪强度”。
结果就是：
认知被剥离成态度，分析被压缩成愤怒。
你感受到的不是“理解世界”，
而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惨了”。
二、你看到的觉醒，大多是被平台筛选、加工、情绪化后的版本
必须说清楚一点：
你刷到的，不是思想源头，而是思想的“流量形态”。
在传播链条中，真正发生的是三次过滤：
原始思想 → 被简化
简化内容 → 被情绪化
情绪化表达 → 被立场化
最后呈现给你的，往往是这样的结构：
一个明确的压迫来源
一个模糊但巨大的“系统”
一个无力但正义的“我们”
这种内容极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我已经站在真相一侧了。
但问题在于：
站队感 ≠ 理解力
愤怒 ≠ 洞察
识别压迫 ≠ 掌握结构
你看到的“全民觉醒”，更像是一场由算法驱动的情绪同频共振。
三、为什么会感觉“越来越多人觉醒了”？
并不是因为大家突然更聪明了，
而是因为原来的那套解释体系彻底不好用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流叙事至少是自洽的：
个人努力可以覆盖大部分结构问题
上升通道虽然窄，但真实存在
失败更多是个人问题，而非系统问题
但当现实反复否定这套叙事时，人们只能转向另一种解释。
“觉醒叙事”恰好满足了三个心理需求：
为失败提供一个合理解释
为愤怒提供一个正当出口
为无力感提供一个身份认同
于是你看到的，不是觉醒者增多了，
而是原本沉默的失序感，被集中表达了出来。
四、更准确的描述是：人们并没有醒到同一个世界，而是醒进了不同的叙事牢笼
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事实：
觉醒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无数个分岔口。
同样是在谈结构、资本、制度，有人走向：
全面犬儒：看懂一切，放弃一切
情绪对抗：用愤怒替代理解
新宿命论：一切都是命，结构不可动
新成功学：只不过换了一套更高级的话术
他们都觉得自己“醒了”，
但实际上只是换了一套解释世界的模板。
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
这些模板一旦固化，就会变成新的认知牢笼。
五、觉醒内容最大的陷阱：让人误以为自己“跳出了系统”
很多觉醒叙事，暗中贩卖的是一种错觉：
你已经站在系统之外了。
但现实是：
你仍然在制度之内
在结构之中
在激励机制的约束下
在情绪和叙事的牵引里
人不可能没有框架。
真正的差别是：
你是否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这个框架如何影响你的选择。
如果一种“觉醒”，只让你更愤怒、更绝望、更沉迷于解释世界，却无法指导任何现实决策，那它大概率是有害的。
六、普通人如何不被“觉醒内容”反噬？
这里反而要说一句逆耳的话：
真正对普通人有价值的，不是更激烈的觉醒，而是更冷静的自我定位。
几个基本的判断标准：
如果一个内容只告诉你“谁在压迫”，却从不讨论“你能如何行动”，要警惕
如果一个解释让你情绪不断被放大，却决策能力持续下降，要警惕
如果你越看越懂世界，但越不敢做选择，那你并没有获得认知，而是在消耗心理能量
觉醒如果不能服务于现实策略，
最终只会变成一种精神内耗的高级形式。
结语：这不是觉醒的时代，而是认知震荡的时代
所以，与其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集体觉醒，
不如说我们身处一个：
旧叙事崩塌，新解释尚未稳定的认知震荡期。
情绪会先行，
口号会泛滥，
而真正有价值的理解，永远是少数人的慢工。
如果你已经开始对“标准化觉醒”“情绪型认知”感到不适，
开始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对你有用——
那至少说明一件事：
你已经不再只是被唤醒情绪的人了。
平台算法已经将你困在了认知牢笼之中，而你却浑然不知。每一个人，都被分配进了一个看似觉醒、实则封闭的房间。
这两年，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
人人都在谈“觉醒”。
讲结构、讲制度、讲系统、讲资本、讲阶层、讲命运...
仿佛只要把这些词排列组合一遍，就完成了一次对世界本质的洞察。
仿佛不谈这些，就显得你还活在幻觉里。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
如果真的越来越多人觉醒了，为什么现实并没有变得更清晰，反而更混乱了？
一、被大规模传播的，并不是认知本身，而是“觉醒的情绪外壳”
我们先说一个不太好听、但非常关键的事实：
今天广泛传播的，并不是系统性认知，而是“我已经看懂了”的情绪体验。
真正的系统性认知，意味着什么？
你需要区分结构与个体的边界
理解制度的长期逻辑，而不是即时后果
接受很多问题没有简单答案
甚至承认：你知道了，也未必能改变什么
而这些内容，在传播层面几乎是“反人性”的：
不刺激
不解气
不提供情绪出口
也很难被剪成30秒
于是，平台和算法自然会做出选择：
它们筛选的不是“是否正确”，而是“是否有情绪强度”。
结果就是：
认知被剥离成态度，分析被压缩成愤怒。
你感受到的不是“理解世界”，
而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惨了”。
二、你看到的觉醒，大多是被平台筛选、加工、情绪化后的版本
必须说清楚一点：
你刷到的，不是思想源头，而是思想的“流量形态”。
在传播链条中，真正发生的是三次过滤：
原始思想 → 被简化
简化内容 → 被情绪化
情绪化表达 → 被立场化
最后呈现给你的，往往是这样的结构：
一个明确的压迫来源
一个模糊但巨大的“系统”
一个无力但正义的“我们”
这种内容极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我已经站在真相一侧了。
但问题在于：
站队感 ≠ 理解力
愤怒 ≠ 洞察
识别压迫 ≠ 掌握结构
你看到的“全民觉醒”，更像是一场由算法驱动的情绪同频共振。
三、为什么会感觉“越来越多人觉醒了”？
并不是因为大家突然更聪明了，
而是因为原来的那套解释体系彻底不好用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流叙事至少是自洽的：
个人努力可以覆盖大部分结构问题
上升通道虽然窄，但真实存在
失败更多是个人问题，而非系统问题
但当现实反复否定这套叙事时，人们只能转向另一种解释。
“觉醒叙事”恰好满足了三个心理需求：
为失败提供一个合理解释
为愤怒提供一个正当出口
为无力感提供一个身份认同
于是你看到的，不是觉醒者增多了，
而是原本沉默的失序感，被集中表达了出来。
四、更准确的描述是：人们并没有醒到同一个世界，而是醒进了不同的叙事牢笼
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事实：
觉醒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无数个分岔口。
同样是在谈结构、资本、制度，有人走向：
全面犬儒：看懂一切，放弃一切
情绪对抗：用愤怒替代理解
新宿命论：一切都是命，结构不可动
新成功学：只不过换了一套更高级的话术
他们都觉得自己“醒了”，
但实际上只是换了一套解释世界的模板。
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
这些模板一旦固化，就会变成新的认知牢笼。
五、觉醒内容最大的陷阱：让人误以为自己“跳出了系统”
很多觉醒叙事，暗中贩卖的是一种错觉：
你已经站在系统之外了。
但现实是：
你仍然在制度之内
在结构之中
在激励机制的约束下
在情绪和叙事的牵引里
人不可能没有框架。
真正的差别是：
你是否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这个框架如何影响你的选择。
如果一种“觉醒”，只让你更愤怒、更绝望、更沉迷于解释世界，却无法指导任何现实决策，那它大概率是有害的。
六、普通人如何不被“觉醒内容”反噬？
这里反而要说一句逆耳的话：
真正对普通人有价值的，不是更激烈的觉醒，而是更冷静的自我定位。
几个基本的判断标准：
如果一个内容只告诉你“谁在压迫”，却从不讨论“你能如何行动”，要警惕
如果一个解释让你情绪不断被放大，却决策能力持续下降，要警惕
如果你越看越懂世界，但越不敢做选择，那你并没有获得认知，而是在消耗心理能量
觉醒如果不能服务于现实策略，
最终只会变成一种精神内耗的高级形式。
结语：这不是觉醒的时代，而是认知震荡的时代
所以，与其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集体觉醒，
不如说我们身处一个：
旧叙事崩塌，新解释尚未稳定的认知震荡期。
情绪会先行，
口号会泛滥，
而真正有价值的理解，永远是少数人的慢工。
如果你已经开始对“标准化觉醒”“情绪型认知”感到不适，
开始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对你有用——
那至少说明一件事：
你已经不再只是被唤醒情绪的人了。
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 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
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 年11 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
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1996 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1996 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 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
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
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问：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
答：不，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1976 年的那个夏天，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
问：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
答：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
爸爸还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问：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问：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是怎么回事?
答：2005 年年初，我爸爸从春节前开始生病，从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争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疗，但是上面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阴的医院里，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我孙子那时两岁，带他的阿姨的父亲生病，请假回去了。所以，我还得带孙子。反正我两头跑，焦虑得不得了。在江阴的医院里时，看守还时不时拿着账单来给我看，说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钱。
最后，他们说花了几十万时，我忍不住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允许我把他带回去，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出，现在我就可以把他带走，你们就不需要花钱了。后来他们就不再给我看账单了。
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过程，因为他负责过三位老人的医疗组。我最后签了个字，不要搞气管切开，不要抢救。他病危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我是看着他咽气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但我问不出口，尽管我极力掩饰，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
病危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毛主席说，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还说要火化，都签了字的。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还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为了我。我这一辈子也够了。”这里，爸爸指的是1976 年10 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
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 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 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
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这段话我当时是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上的，这两天我把原始记录找到了。现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点，也就是说，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如果没有“四五事件”，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源：特色文苑
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 年11 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
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1996 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1996 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 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
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
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问：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
答：不，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1976 年的那个夏天，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
问：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
答：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
爸爸还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问：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问：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是怎么回事?
答：2005 年年初，我爸爸从春节前开始生病，从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争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疗，但是上面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阴的医院里，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我孙子那时两岁，带他的阿姨的父亲生病，请假回去了。所以，我还得带孙子。反正我两头跑，焦虑得不得了。在江阴的医院里时，看守还时不时拿着账单来给我看，说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钱。
最后，他们说花了几十万时，我忍不住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允许我把他带回去，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出，现在我就可以把他带走，你们就不需要花钱了。后来他们就不再给我看账单了。
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过程，因为他负责过三位老人的医疗组。我最后签了个字，不要搞气管切开，不要抢救。他病危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我是看着他咽气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但我问不出口，尽管我极力掩饰，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
病危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毛主席说，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还说要火化，都签了字的。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还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为了我。我这一辈子也够了。”这里，爸爸指的是1976 年10 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
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 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 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
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这段话我当时是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上的，这两天我把原始记录找到了。现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点，也就是说，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如果没有“四五事件”，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源：特色文苑
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里，我们也都不看的。当然，偶尔会看到大标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开始，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
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
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问：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是吗?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
问：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1973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
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 · 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
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
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
问：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连我父亲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
问：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
1975 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
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
问：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
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
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问：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 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
“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问：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
抓了四人帮后，(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从北京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
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 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
但事实是，1973 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
问：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1968年上海“四 · 一二”炮打(张春桥)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
我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
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
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
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
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
问：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 到1983 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
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 年做出的，1949 年她重新入党。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
问：1981 年11 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
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
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问：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是吗?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
问：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1973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
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 · 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
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
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
问：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连我父亲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
问：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
1975 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
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
问：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
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
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问：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 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
“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问：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
抓了四人帮后，(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从北京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
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 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
但事实是，1973 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
问：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1968年上海“四 · 一二”炮打(张春桥)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
我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
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
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
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
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
问：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 到1983 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
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 年做出的，1949 年她重新入党。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
问：1981 年11 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
张维维：我的父亲张春桥
【原编者注：《张春桥狱中家书》一书中，附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一篇访谈录——《女儿眼中的张春桥》。这篇访谈录，披露了有关张春桥在文革中以及入狱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颇有历史价值，值得人们阅读。】
问：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虚岁七十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小妹妹和她差五岁，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华当然不想听他的。
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那也是不可能的。
问：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
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
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
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
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
问：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说他“老奸巨滑”，有人说他“固执傲慢”，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他自己说过：“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实，我是太直了。”
我觉得他只会工作，是个工作狂。读书是工作，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九· 一三”林彪出逃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我还觉得奇怪，问他：“你还会打牌？”他说：“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谁都不许出去，就打牌。我不会打牌，只知道比大小。”
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会玩，让他锻炼身体，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他喜欢快走。在江阴(张春桥保外就医后的监视居住地)，只要身体能动，不下雨，他都在院子里快走。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
他特别守纪律。不该讲的话绝不讲，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也是在江阴的时候，说起二叔(张秋桥，时为《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他说，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担心她的安全，给她弄了一张《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因为《解放军报》在各地都有记者站，希望能帮到她。李讷后来怎么到《解放军报》去夺权，要打倒张秋桥，他也不清楚。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经受一下考验。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就是说，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我是教训多多，怕给爸爸添乱，就让自己“销声匿迹”了。
问：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 年10 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 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
文革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这是不得了的，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那本书没有了。我到处找这本书，我父亲一句都不讲。我怕把书弄丢了，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
一直到后来，他快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又没话了。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后来总理发现，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后来拼命回忆，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那么能干，能说能写的，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长征的时候，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书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包括李先念，都说没有，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问：陈丕显被夺权是怎么回事，你家与陈家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么?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会前，我爸爸是找陈丕显谈过话的，谈了一个晚上。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写过，陈丕显是绝对不会写这件事的，但我很关注。
我们家与陈丕显家关系一直是蛮好的，他帮我六叔叔介绍女朋友的时候，还是我带六叔叔到他们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鲜龙眼也是陈丕显送的。毛主席发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入党后，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次干部子弟大会，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的会场，还叫我坐在他旁边。他当时还对我说：“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他还把我表扬了一番。
所以，我爸爸找陈丕显谈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跟陈丕显谈完之后，我还问他谈得怎么样，他说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我听了后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爸爸住在监狱医院的时候，陈丕显刚刚写了一篇关于“一月风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 我爸说起这篇文章，他说：“我也不知道陈丕显的背后是有周恩来的。”
问：1967 年你在北京四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开始工作了?
答：复课闹革命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首先被派到港务局物资供应公司去劳动半年。我们去的是上港七区供应站，就在塘桥白莲泾那里。站长来挑学生的时候，知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就把我给挑去了。站长跟我说过，因为他认为他们那里的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码头上，他想看看张春桥的女儿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里，每天会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轮大卡车上当搬运工，都是重体力活，运送码头上需要的水泥、黄沙、钢筋、钢板等物。
做了半年，我就学会开卡车了，是跟着一位部队里复员回来的司机学习开的，车开得特别猛。我曾经在浦东大道开过三卡，还有一次不知道刹车，差点冲到黄浦江里。
我们同班的同学，都分到不一样的物资供应站，有的还是跟船跑黄浦江的。这段经历，让我更认识了上海。这样劳动了半年，然后就是正式分配工作。
许世友曾经叫我去参军，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到部队去的。我自由主义比较严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从班长、排长管，会不买他们的帐。而且我是近视眼，万一来个紧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参军。而且，我大妹妹想参军，南京军区在徐汇区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庆施的二女儿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农村去，因为在附中时，我们会去罗店农村劳动，一待就是三个星期。高一时，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装收音机。简单重复的劳动，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
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妈也不管我们。我不想让学校分配，因为我要离开同学，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问：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
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
【原编者注：《张春桥狱中家书》一书中，附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一篇访谈录——《女儿眼中的张春桥》。这篇访谈录，披露了有关张春桥在文革中以及入狱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颇有历史价值，值得人们阅读。】
问：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虚岁七十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小妹妹和她差五岁，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华当然不想听他的。
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那也是不可能的。
问：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
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
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
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
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
问：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说他“老奸巨滑”，有人说他“固执傲慢”，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他自己说过：“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实，我是太直了。”
我觉得他只会工作，是个工作狂。读书是工作，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九· 一三”林彪出逃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我还觉得奇怪，问他：“你还会打牌？”他说：“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谁都不许出去，就打牌。我不会打牌，只知道比大小。”
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会玩，让他锻炼身体，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他喜欢快走。在江阴(张春桥保外就医后的监视居住地)，只要身体能动，不下雨，他都在院子里快走。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
他特别守纪律。不该讲的话绝不讲，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也是在江阴的时候，说起二叔(张秋桥，时为《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他说，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担心她的安全，给她弄了一张《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因为《解放军报》在各地都有记者站，希望能帮到她。李讷后来怎么到《解放军报》去夺权，要打倒张秋桥，他也不清楚。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经受一下考验。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就是说，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我是教训多多，怕给爸爸添乱，就让自己“销声匿迹”了。
问：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 年10 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 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
文革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这是不得了的，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那本书没有了。我到处找这本书，我父亲一句都不讲。我怕把书弄丢了，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
一直到后来，他快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又没话了。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后来总理发现，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后来拼命回忆，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那么能干，能说能写的，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长征的时候，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书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包括李先念，都说没有，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问：陈丕显被夺权是怎么回事，你家与陈家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么?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会前，我爸爸是找陈丕显谈过话的，谈了一个晚上。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写过，陈丕显是绝对不会写这件事的，但我很关注。
我们家与陈丕显家关系一直是蛮好的，他帮我六叔叔介绍女朋友的时候，还是我带六叔叔到他们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鲜龙眼也是陈丕显送的。毛主席发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入党后，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次干部子弟大会，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的会场，还叫我坐在他旁边。他当时还对我说：“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他还把我表扬了一番。
所以，我爸爸找陈丕显谈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跟陈丕显谈完之后，我还问他谈得怎么样，他说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我听了后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爸爸住在监狱医院的时候，陈丕显刚刚写了一篇关于“一月风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 我爸说起这篇文章，他说：“我也不知道陈丕显的背后是有周恩来的。”
问：1967 年你在北京四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开始工作了?
答：复课闹革命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首先被派到港务局物资供应公司去劳动半年。我们去的是上港七区供应站，就在塘桥白莲泾那里。站长来挑学生的时候，知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就把我给挑去了。站长跟我说过，因为他认为他们那里的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码头上，他想看看张春桥的女儿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里，每天会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轮大卡车上当搬运工，都是重体力活，运送码头上需要的水泥、黄沙、钢筋、钢板等物。
做了半年，我就学会开卡车了，是跟着一位部队里复员回来的司机学习开的，车开得特别猛。我曾经在浦东大道开过三卡，还有一次不知道刹车，差点冲到黄浦江里。
我们同班的同学，都分到不一样的物资供应站，有的还是跟船跑黄浦江的。这段经历，让我更认识了上海。这样劳动了半年，然后就是正式分配工作。
许世友曾经叫我去参军，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到部队去的。我自由主义比较严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从班长、排长管，会不买他们的帐。而且我是近视眼，万一来个紧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参军。而且，我大妹妹想参军，南京军区在徐汇区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庆施的二女儿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农村去，因为在附中时，我们会去罗店农村劳动，一待就是三个星期。高一时，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装收音机。简单重复的劳动，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
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妈也不管我们。我不想让学校分配，因为我要离开同学，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问：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
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
我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了，就是别用某个人在某方面很穷/很匮乏的东西，别用穷人的东西！
举个例子，比如，某个人特别爱吃蛋糕，平时也不舍得买蛋糕，但是她就非要把这个蛋糕送给你而不是满足她自己，你觉得吃个蛋糕无所谓，但是她觉得你吃了一个对她而言很重要的东西，觉得你欠她很多的东西
反过来说，你已经拥有的太多了都溢出来的东西，所以你不抱特别沉重的要求回报的目的，随手给了身边的人，这样才能让关系变得融洽自在。
举个例子，比如，某个人特别爱吃蛋糕，平时也不舍得买蛋糕，但是她就非要把这个蛋糕送给你而不是满足她自己，你觉得吃个蛋糕无所谓，但是她觉得你吃了一个对她而言很重要的东西，觉得你欠她很多的东西
反过来说，你已经拥有的太多了都溢出来的东西，所以你不抱特别沉重的要求回报的目的，随手给了身边的人，这样才能让关系变得融洽自在。
比眼泪先涌出来的是我的勇敢，我有承载一切的能力，无畏勇敢坚韧。我渐渐明白，人生中那些真正重要的转折，往往始于一次微小的咬牙坚持，就像春日里第一朵破土而出的野花，看似柔弱却蕴含着整个季节的讯息。那个鼓起勇气迈出的第一步，常常成为改写生命轨迹的起点，人们传颂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你颤抖着迈出的那一步，不是软弱，而是生命在积蓄绽放的力量。随便做点什么吧，让命运的齿轮转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