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么多研讨会造了过多的舆论，社会上以为政治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保守派冷眼旁观，收集材料，准备一战；改革者不知就里，无从下手。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1986年9月28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
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1995，第209页）
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必然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不管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胡耀邦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赵紫阳为何与陈云连手批评胡耀邦
作者： 杨继绳
图：1982年9月趙紫陽、鄧小平和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會議上。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
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1995，第209页）
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必然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不管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胡耀邦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赵紫阳为何与陈云连手批评胡耀邦
作者： 杨继绳
图：1982年9月趙紫陽、鄧小平和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會議上。
1995年12月16日，我在赵紫阳家中采访他时，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
赵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
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 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1983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赵紫阳说：“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他向本书作者出示了这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0日访欧前夕
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
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1984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
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
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他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1995年12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邦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两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
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年3月5日，我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我谈话的内容。他说：
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
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呼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
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面有一条缝，下面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两人找来做团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
任仲夷说他们两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连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
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
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
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维方式，两人的性格也不同。
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有胡那么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权谋较少。赵善于保护自己（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举出足够的事实证明赵想取代胡。
1983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连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
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也有不同。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四”以后他才放弃这个观点）。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因此，老人们也许有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1986年政治改革的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反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紫阳当时不得不听。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并没有协同起来。1986年10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1987年7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框。“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看法。
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
赵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
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 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1983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赵紫阳说：“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他向本书作者出示了这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0日访欧前夕
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
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1984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
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
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他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1995年12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邦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两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
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年3月5日，我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我谈话的内容。他说：
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
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呼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
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面有一条缝，下面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两人找来做团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
任仲夷说他们两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连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
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
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
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维方式，两人的性格也不同。
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有胡那么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权谋较少。赵善于保护自己（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举出足够的事实证明赵想取代胡。
1983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连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
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也有不同。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四”以后他才放弃这个观点）。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因此，老人们也许有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1986年政治改革的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反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紫阳当时不得不听。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并没有协同起来。1986年10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1987年7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框。“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看法。
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
苏联解密档案公布的惊人数据
（1）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 移交。
（3）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中共军队（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中共军队。尔后，苏联又向中共军队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居多，精锐越打越少，解放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
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这些大部分来自苏方的档案资料。
---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
（1）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 移交。
（3）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中共军队（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中共军队。尔后，苏联又向中共军队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居多，精锐越打越少，解放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
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这些大部分来自苏方的档案资料。
---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
有些人会不断的恭维你，让你感觉良好，然后不知不觉说出自己的压箱底绝活，心情愉快的被白嫖。
前几年，经常有人对我表示敬仰，我还心中窃喜“我真棒！”事后复盘，这些恭维我的人，从没给我转过一分钱。
现在简单了，明码标价，绝不拖泥带水。
前几年，经常有人对我表示敬仰，我还心中窃喜“我真棒！”事后复盘，这些恭维我的人，从没给我转过一分钱。
现在简单了，明码标价，绝不拖泥带水。
别指望他人会引导你，别人是助缘，最终需要你痛苦地蜕变。
如果你从出生到现在都没经历这个过程，生活波澜不惊，人生在丝滑地推进，无论是往上还是往下，你都注定了现在还处于假象之中——
这时要警惕了，你随时会因为自己的误判而牺牲身家性命。认清自己的智商层次，有时比认清现实更重要。
如果你从出生到现在都没经历这个过程，生活波澜不惊，人生在丝滑地推进，无论是往上还是往下，你都注定了现在还处于假象之中——
这时要警惕了，你随时会因为自己的误判而牺牲身家性命。认清自己的智商层次，有时比认清现实更重要。
一定要先拥有自己的世界，才可以和对方分享各自的世界；不要去对方的世界寻找自己。
自我牺牲的爱最不受对方尊重。人不得不努力找到真实自我，强弱穷富无所谓接受真实，接受独立，也接受他人的独立和不同命运。
这个基础上才有比较放松，自然的情感关系产生。学挣钱几年就够了，学会爱、社交需更久。
自我牺牲的爱最不受对方尊重。人不得不努力找到真实自我，强弱穷富无所谓接受真实，接受独立，也接受他人的独立和不同命运。
这个基础上才有比较放松，自然的情感关系产生。学挣钱几年就够了，学会爱、社交需更久。
钱这个东西，就算是万恶之源，至少有点好——“无差别”。
不管从哪来的，也不管你要怎么花，钱几乎可以等价于现实意义上的自由。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力，很大程度源自于此。
人情社会里，人情其实是某种意义的虚拟货币，但你知道欠的是谁、因为什么事、要折合成哪一类的事，所以它没钱那么好用。
不管从哪来的，也不管你要怎么花，钱几乎可以等价于现实意义上的自由。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力，很大程度源自于此。
人情社会里，人情其实是某种意义的虚拟货币，但你知道欠的是谁、因为什么事、要折合成哪一类的事，所以它没钱那么好用。
目前无论学校还是某些家庭，斥巨资让孩子苦学。但是，苦学，但还是无术。这苦学无术，这比不学无术还可悲，更具讽刺效果。
大部分职校学生是不学无术；起码一半本科生是苦学但无术。读完博士或者商学院，有道无术。
所以，既然都是无术，高工资是不可能的。只能去应聘那些无术的行业，比如进体制。
大部分职校学生是不学无术；起码一半本科生是苦学但无术。读完博士或者商学院，有道无术。
所以，既然都是无术，高工资是不可能的。只能去应聘那些无术的行业，比如进体制。
解释就是在让出主动权，强者从不主动解释，只会让结果说话，你不问，他不说，随你怎么想，你接不接受是你的问题。解释的本质就是害怕被误解，害怕被质疑，你向谁解释就是把审判权交给了谁，其实大家都是明眼人，需要你费心解释的事一般都是别人在装不懂，你要沉住气，只要别人不问，别先开口解释，让别人问出为什么，比你主动解释，效果好上百倍。
死于红军内斗的高干名单
（消息来源：二战军事基地论坛网）
宛先希 ─ 湘赣边特委委员。
袁文才 ─ 井冈山绿林好汉，红四军30团团长。
王 佐 ─ 井冈山绿林好汉，红四军30团副团长。
李文林 ─ 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
李白芳 ─ 中共江西省委秘书。
谢汉昌 ─ 红20军政治部主任。
刘 敌 ─ 红20军147 团政委。
刘铁超 ─ 红20军前军长。
曾炳春 ─ 红20军政委。
肖大鹏 ─ 红20军後任军长。
柳直荀 ─ 红3军政治部主任。
万 涛 ─ 红3军政委。
周小康 ─ 湘鄂边特委书记。
孙德清 ─ 红6军军长、红2军团参谋长。
段玉林 ─ 红3军8师师长。
唐赤英 ─ 红3军参谋长。
王一鸣 ─ 红3军7师、8师师长。
王 鹤 ─ 红3军8师政委。
董 朗 ─ 南昌起义24师70团团长，朱德之外另一支残部领导。
段德昌 ─ 红6军副军长。
王炳南 ─ 湘鄂边独立师师长。
宋盘铭 ─ 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
盛联解 ─ 红3军7师政委。
叶光吉 ─ 红3军7师师长。
胡慎己 ─ 红3军8师参谋长。
苏继汉 ─ 红3军8师24团政委。
赵 奇 ─ 红3军7师参谋长。
朱元成 ─ 红3军7师参谋处长。
张应南 ─ 红3军9师参谋长。
童士秀 ─ 红3军9师参谋处长。
戴君实 ─ 红3军8师政治部主任。
刘鸣先 ─ 红3军9师政治部主任。
刘革非 ─ 红3军7师19团政委。
杨嘉瑞 ─ 红3军27团团长。
张 杰 ─ 红3军25团团长。
刘庶值 ─ 红3军20团团长。
蔡祝封 ─ 红3军21团团长。
李孝侯 ─ 红3军27团参谋长。
曾中生 ─ 鄂豫皖特委书记。
李荣桂 ─ 红1军军委书记、红4军10师政委。
许继慎 ─ 叶挺独立团营长，红1军军长，红12师师长。
周维炯 ─ 红1军3师、2师师长，红4军11师师长。
姜镜堂 ─ 红4军12师政委。
熊受暄 ─ 红4军12师政治部主任。
庞永俊 ─ 红4军12师政委。
王培吾 ─ 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
陈定侯 ─ 红4军政治部主任。
徐百川 ─ 皖西红军中央独立第1师师长。
肖 方 ─ 红4军12师副师长。
曹学楷 ─ 红13师政委。
舒传贤 ─ 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
黄 刚 ─ 红29团政委。
程绍山 ─ 红10师副师长。
廖业骐 ─ 红1军独立旅旅长。
柯柏元 ─ 红10师参谋主任。
潘皈佛 ─ 红10师28团团长。
丁 超 ─ 红10师28团副团长。
陈新山 ─ 红10师28团副团长。
魏孟贤 ─ 红1师36团团长。
王 明 ─ 红1师35团团长。
高建斗 ─ 红1师30团团长。
封 俊 ─ 红1师30团政委。
陈翰香 ─ 鄂豫皖军委秘书长。
吴精赤 ─ 红12师政委。
关叔衣 ─ 红10师政治部主任。
范 陀 ─ 红10师参谋主任。
高敬亭 ─ 红28军军长，新四军4支队司令。（杀人者被人杀程启波 ─ 红73师政治部主任。
王正进 ─ 红73师27团团长。
胡英荣 ─ 红73师29团团长。
吴保才 ─ 皖西游击司令。
高义升 ─ 赤南特委书记。
吴道芬 ─ 赤南道委书记。
曾昭瑞 ─ 赤南保卫局长。
朱书金 ─ 一路游击司令。
杜昌甫 ─ 二路游击司令。
陈 奇 ─ 红10师师长。
戴克敏 ─ 红1师政委、红75师政委。
徐朋人 ─ 鄂豫边特委书记。
王秀松 ─ 红4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
郑行瑞 ─ 鄂豫皖军委副主席。
焦福兴 ─ 鄂豫皖红军独立第1师政委。
吴永达 ─ 鄂豫皖红军独立第1师副师长。
余笃三 ─ 红4方面军总政治处主任。
旷继勋 ─ 红4军军长、红13师师长、红25军军长、红12师师长。
舒玉章 ─ 红4方面军参谋处主任。
吴 展 ─ 红10师参谋主任。
闻盛世 ─ 红73师217团政委。
陈少卿 ─ 红73师218团政委。
杨 白 ─ 红73师参谋主任。
任炜章 ─ 红4方面军独立师师长。
张逸民 ─ 独立师参谋长。
刘 杞 ─ 独立师政委。
李戴涛 ─ 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谢子长 ─ 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死得莫名其妙。
刘志丹 ─ 陕北红15军团军团长，正史称其战斗中其所部74师并未接敌。
谢汉昌 ─ 红20军政治部主任。
刘 敌 ─ 红20军147团政委。
刘铁超 ─ 红20军前军长。
曾炳春 ─ 红20军政委。
肖大鹏 ─ 红20军後任军长。
盛联解 ─ 红3军7师政委。
叶光吉 ─ 红3军7师师长。
胡慎己 ─ 红3军8师参谋长。
苏继汉 ─ 红3军8师24团政委。
赵 奇 ─ 红3军7师参谋长。
朱元成 ─ 红3军7师参谋处长。
张应南 ─ 红3军9师参谋长。
童士秀 ─ 红3军9师参谋处长。
戴君实 ─ 红3军8师政治部主任。
刘鸣先 ─ 红3军9师政治部主任。
刘革非 ─ 红3军7师19团政委。
杨嘉瑞 ─ 红3军27团团长。
张 杰 ─ 红3军25团团长。
刘庶值 ─ 红3军20团团长。
蔡祝封 ─ 红3军21团团长。
李孝侯 ─ 红3军27团参谋长。
---楚一杵：长征历史，中华民族最痛的伤疤
（消息来源：二战军事基地论坛网）
宛先希 ─ 湘赣边特委委员。
袁文才 ─ 井冈山绿林好汉，红四军30团团长。
王 佐 ─ 井冈山绿林好汉，红四军30团副团长。
李文林 ─ 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
李白芳 ─ 中共江西省委秘书。
谢汉昌 ─ 红20军政治部主任。
刘 敌 ─ 红20军147 团政委。
刘铁超 ─ 红20军前军长。
曾炳春 ─ 红20军政委。
肖大鹏 ─ 红20军後任军长。
柳直荀 ─ 红3军政治部主任。
万 涛 ─ 红3军政委。
周小康 ─ 湘鄂边特委书记。
孙德清 ─ 红6军军长、红2军团参谋长。
段玉林 ─ 红3军8师师长。
唐赤英 ─ 红3军参谋长。
王一鸣 ─ 红3军7师、8师师长。
王 鹤 ─ 红3军8师政委。
董 朗 ─ 南昌起义24师70团团长，朱德之外另一支残部领导。
段德昌 ─ 红6军副军长。
王炳南 ─ 湘鄂边独立师师长。
宋盘铭 ─ 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
盛联解 ─ 红3军7师政委。
叶光吉 ─ 红3军7师师长。
胡慎己 ─ 红3军8师参谋长。
苏继汉 ─ 红3军8师24团政委。
赵 奇 ─ 红3军7师参谋长。
朱元成 ─ 红3军7师参谋处长。
张应南 ─ 红3军9师参谋长。
童士秀 ─ 红3军9师参谋处长。
戴君实 ─ 红3军8师政治部主任。
刘鸣先 ─ 红3军9师政治部主任。
刘革非 ─ 红3军7师19团政委。
杨嘉瑞 ─ 红3军27团团长。
张 杰 ─ 红3军25团团长。
刘庶值 ─ 红3军20团团长。
蔡祝封 ─ 红3军21团团长。
李孝侯 ─ 红3军27团参谋长。
曾中生 ─ 鄂豫皖特委书记。
李荣桂 ─ 红1军军委书记、红4军10师政委。
许继慎 ─ 叶挺独立团营长，红1军军长，红12师师长。
周维炯 ─ 红1军3师、2师师长，红4军11师师长。
姜镜堂 ─ 红4军12师政委。
熊受暄 ─ 红4军12师政治部主任。
庞永俊 ─ 红4军12师政委。
王培吾 ─ 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
陈定侯 ─ 红4军政治部主任。
徐百川 ─ 皖西红军中央独立第1师师长。
肖 方 ─ 红4军12师副师长。
曹学楷 ─ 红13师政委。
舒传贤 ─ 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
黄 刚 ─ 红29团政委。
程绍山 ─ 红10师副师长。
廖业骐 ─ 红1军独立旅旅长。
柯柏元 ─ 红10师参谋主任。
潘皈佛 ─ 红10师28团团长。
丁 超 ─ 红10师28团副团长。
陈新山 ─ 红10师28团副团长。
魏孟贤 ─ 红1师36团团长。
王 明 ─ 红1师35团团长。
高建斗 ─ 红1师30团团长。
封 俊 ─ 红1师30团政委。
陈翰香 ─ 鄂豫皖军委秘书长。
吴精赤 ─ 红12师政委。
关叔衣 ─ 红10师政治部主任。
范 陀 ─ 红10师参谋主任。
高敬亭 ─ 红28军军长，新四军4支队司令。（杀人者被人杀程启波 ─ 红73师政治部主任。
王正进 ─ 红73师27团团长。
胡英荣 ─ 红73师29团团长。
吴保才 ─ 皖西游击司令。
高义升 ─ 赤南特委书记。
吴道芬 ─ 赤南道委书记。
曾昭瑞 ─ 赤南保卫局长。
朱书金 ─ 一路游击司令。
杜昌甫 ─ 二路游击司令。
陈 奇 ─ 红10师师长。
戴克敏 ─ 红1师政委、红75师政委。
徐朋人 ─ 鄂豫边特委书记。
王秀松 ─ 红4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
郑行瑞 ─ 鄂豫皖军委副主席。
焦福兴 ─ 鄂豫皖红军独立第1师政委。
吴永达 ─ 鄂豫皖红军独立第1师副师长。
余笃三 ─ 红4方面军总政治处主任。
旷继勋 ─ 红4军军长、红13师师长、红25军军长、红12师师长。
舒玉章 ─ 红4方面军参谋处主任。
吴 展 ─ 红10师参谋主任。
闻盛世 ─ 红73师217团政委。
陈少卿 ─ 红73师218团政委。
杨 白 ─ 红73师参谋主任。
任炜章 ─ 红4方面军独立师师长。
张逸民 ─ 独立师参谋长。
刘 杞 ─ 独立师政委。
李戴涛 ─ 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谢子长 ─ 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死得莫名其妙。
刘志丹 ─ 陕北红15军团军团长，正史称其战斗中其所部74师并未接敌。
谢汉昌 ─ 红20军政治部主任。
刘 敌 ─ 红20军147团政委。
刘铁超 ─ 红20军前军长。
曾炳春 ─ 红20军政委。
肖大鹏 ─ 红20军後任军长。
盛联解 ─ 红3军7师政委。
叶光吉 ─ 红3军7师师长。
胡慎己 ─ 红3军8师参谋长。
苏继汉 ─ 红3军8师24团政委。
赵 奇 ─ 红3军7师参谋长。
朱元成 ─ 红3军7师参谋处长。
张应南 ─ 红3军9师参谋长。
童士秀 ─ 红3军9师参谋处长。
戴君实 ─ 红3军8师政治部主任。
刘鸣先 ─ 红3军9师政治部主任。
刘革非 ─ 红3军7师19团政委。
杨嘉瑞 ─ 红3军27团团长。
张 杰 ─ 红3军25团团长。
刘庶值 ─ 红3军20团团长。
蔡祝封 ─ 红3军21团团长。
李孝侯 ─ 红3军27团参谋长。
---楚一杵：长征历史，中华民族最痛的伤疤
无法解释的十条玄学真相，照着做你就能越来越顺。第一，在做重要决定之前，你可以先去吃一顿自己最爱吃的东西，看看味道如何，如果味道变了，那你就需要做做决定的时候要三思。第二，如果一群人坐在一起，你有话要说，但突然有个东西掉落，导致你的话还没有说出口，这个时候切记没说出口的话就不要再说了。第三，如果有一个地方外面很暖和，唯独那里让你觉得很阴冷，那就要赶紧离开，不要犹豫。因为这里跟你的能量场对冲，再待下去会对你不利。第四，当你身体不好，状态不佳，事业不顺的时候，如果有人问起你怎么样，你只需要微笑的回答，一切都好。第五，如果此时你心神不宁，六神无主，记得给母亲打电话。如果你回到了出生的地方，你的内心就会回归宁静。第六，多去银行蹭水，银行是财富聚集之地，五行之中水主财力，这样你能够大大增加你的财运。第七，妻子是一个家庭最为重要的风水，水相生财，男人一定要善待自己的妻子，亏待妻子者百财难进。第八，怎么判断一个人是旺你还是克你？如果你和他在一起，他激发你内心的善，比如真诚、包容、积极乐观，那他就是来望你的。反之，他激发你内心的恶，比如愤怒、嫉妒、羞耻、憎恨，那他就是来克你的。第九，如果你是灵性很高的人，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他是你的内在保护神。无论你在做什么，一旦发现有人对你伪装自己，或者让你感到不安，那就要远离，这都是你的直觉在保护你。如果你不是这种警示，继续违背直觉形式，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可能就不是你能掌控的了。第十，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时常的夸赞自己，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是最棒的。不久之后你就真的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