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一句话：你们热衷于影视中编织的正义，却对身边生命的陨落漠不关心；你们对虚构的剧情流眼泪，却对真实的苦难闭上双眼。在星爷的《大内密探零零柒》早就演了：你们在看解剖外星人，后面却有人不停收割你们的生命。等发现了奋起反抗的时候，才发现外星人就是自己人！
所有这种乱世枭雄，所有心怀鬼胎、想当独裁者的，以及那些已经成为独裁者的人，都有一个高度一致的特点：当他们为自己做事、为自己说话的时候，话一定说得特别冠冕堂皇，通篇都是正义、责任、拯救苍生，满满的仁义道德。他们从不说自己是来夺权的，而一定说自己是来“解救苦难”的。
所谓“解救芸芸众生的倒悬之苦”，说得再形象不过了——天下百姓仿佛被倒着吊在那儿，痛苦不堪，而自己只是出于良心，去把他们放下来。至于放下来之后，是不是换一根绳子再吊一次，那是以后的事。
这种说法一旦抛出来，立刻就能找到知音：你在外，我在内，里应外合，天下大事仿佛已经水到渠成。正义，从来是最便宜、也最高效的合作语言。而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看，这样的话术之所以能奏效，并不奇怪。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在长期的和平中，被“安稳”彻底驯化了。
几十年的太平岁月，让人们逐渐远离现实的压力和危险，转而沉浸在精致、优雅和自我陶醉之中。文化追求形式之美，生活崇尚虚幻之乐，甚至把由多种剧毒物质调配而成的东西，当作可以长生不老的“仙丹”，并且深信不疑。
当幻想被当成真理，现实就显得粗俗而多余。在这种氛围里，“强健”“果决”“能承担风险”的品质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以脆弱为美、以无力为贵。身体羸弱、行动迟缓，反倒成了高雅与身份的象征。
一个社会，开始系统性地厌恶力量，却又幻想永远不会遇到需要力量的时刻。于是，真正具有现实冲击力的危险一旦出现，整个体系就会显得异常荒唐。
有这样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一个负责管理都城的人，仅仅因为一匹战马嘶鸣，就被吓得惊慌失措，甚至分不清马与虎的区别。这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而是因为几十年的“岁月静好”，已经让他失去了判断现实的能力。
这恰恰解释了一个残酷的逻辑：当一个社会长期沉浸在虚假的安宁之中，乱世枭雄的“正义叙事”，就会显得格外动听；而真正的灾难，往往就是在这种动听的语言中，悄然开始的。
所谓“解救芸芸众生的倒悬之苦”，说得再形象不过了——天下百姓仿佛被倒着吊在那儿，痛苦不堪，而自己只是出于良心，去把他们放下来。至于放下来之后，是不是换一根绳子再吊一次，那是以后的事。
这种说法一旦抛出来，立刻就能找到知音：你在外，我在内，里应外合，天下大事仿佛已经水到渠成。正义，从来是最便宜、也最高效的合作语言。而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看，这样的话术之所以能奏效，并不奇怪。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在长期的和平中，被“安稳”彻底驯化了。
几十年的太平岁月，让人们逐渐远离现实的压力和危险，转而沉浸在精致、优雅和自我陶醉之中。文化追求形式之美，生活崇尚虚幻之乐，甚至把由多种剧毒物质调配而成的东西，当作可以长生不老的“仙丹”，并且深信不疑。
当幻想被当成真理，现实就显得粗俗而多余。在这种氛围里，“强健”“果决”“能承担风险”的品质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以脆弱为美、以无力为贵。身体羸弱、行动迟缓，反倒成了高雅与身份的象征。
一个社会，开始系统性地厌恶力量，却又幻想永远不会遇到需要力量的时刻。于是，真正具有现实冲击力的危险一旦出现，整个体系就会显得异常荒唐。
有这样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一个负责管理都城的人，仅仅因为一匹战马嘶鸣，就被吓得惊慌失措，甚至分不清马与虎的区别。这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而是因为几十年的“岁月静好”，已经让他失去了判断现实的能力。
这恰恰解释了一个残酷的逻辑：当一个社会长期沉浸在虚假的安宁之中，乱世枭雄的“正义叙事”，就会显得格外动听；而真正的灾难，往往就是在这种动听的语言中，悄然开始的。
你驾驭不住的东西，才会显相。情绪驾驭不住，则怒气挂相。财富驾驭不住，则铜臭外露。权力驾驭不住，则盛气凌人，所以真正的贵人没有骄奢，真正的高手没有刀剑气，真正的美人不造作。因其内在已全然驾驭，故返璞归真，不露痕迹。
在中国，整个系统为了维持稳定，会拒绝承认错误，因为承认错误的代价是系统性崩塌。大家常说错了就改，但在大型系统里，逻辑完全相反，这叫路径依赖的诅咒。当一个错误的方向，已经投入了巨大的成本，构建了无数的利益链条时，这个错误就成了必须维护的“真理”。承认错误意味着所有在这个链条上获利的人都要离场，这种代价系统承担不起。所以系统会倾向于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这种饮鸩止渴式的维护，是为了推迟那个必然到来的临界点。看懂了这个，你就能理解有很多荒诞行为背后的逻辑。
真正让人翻不了身的，从来不是灾难，而是三张看不见、却一生都在收紧的网。第一张，是资源垄断。它不抢钱，只抢选择权。赛道被提前封死，你再努力，也只能在别人划定的区间里喘气。第二张，是权力垄断。它不天天压你，但决定你有没有上场资格。谁能参与，从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权限问题。最致命的，是第三张：信息垄断。它不制造谎言，只筛选你能看到的事实。你以为在获取信息，其实在被投喂。这也是为什么，明明身处科技时代，很多人却对真正的技术跃迁毫无感知。不是世界没变，而是你看到的版本被处理过、延迟过、阉割过。算法不是在服务你，而是在不断确认你“适合看到什么”。
久而久之，人只会对熟悉的废话产生反应，对改变命运的变化完全无感。这不是个人不努力，而是认知被系统性降维。当别人已经在重构身份、资产和协作方式，你还在为眼前的生存琐事内耗。问题不在于你跑得慢，而在于迷宫本身就是别人画的。真正的破局，从来不是情绪宣泄，而是认知升级。当技术开始把身份、数据、价值重新交还给个人时，规则正在发生转移。历史一再证明：红利不属于最辛苦的人，而属于最早看清变化的人。选择一直存在，只是越来越隐蔽。守住认知，才有资格谈未来。
久而久之，人只会对熟悉的废话产生反应，对改变命运的变化完全无感。这不是个人不努力，而是认知被系统性降维。当别人已经在重构身份、资产和协作方式，你还在为眼前的生存琐事内耗。问题不在于你跑得慢，而在于迷宫本身就是别人画的。真正的破局，从来不是情绪宣泄，而是认知升级。当技术开始把身份、数据、价值重新交还给个人时，规则正在发生转移。历史一再证明：红利不属于最辛苦的人，而属于最早看清变化的人。选择一直存在，只是越来越隐蔽。守住认知，才有资格谈未来。
老板真的在乎初创员工吗？
之前跟一个创业老板就项目的事儿深聊过。在用人方面，我相信他没做保留。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
当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能跟着你干的人，一般并不会太强。因为能力强的人，一般不会干这种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事儿。
说完，他顿了顿，他说，刚创业的时候，一定要眼睛里面揉得进去沙子。
先跑起来，先赚钱，赚到钱了，体量大了，前景有了，有能力的人才会陆续跟过来，这个时候就得掺沙子了。
原来那班能力不算太强的、认知、能力和贡献也越发跟不上节奏的，该退的退了。
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了。
之前跟一个创业老板就项目的事儿深聊过。在用人方面，我相信他没做保留。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
当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能跟着你干的人，一般并不会太强。因为能力强的人，一般不会干这种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事儿。
说完，他顿了顿，他说，刚创业的时候，一定要眼睛里面揉得进去沙子。
先跑起来，先赚钱，赚到钱了，体量大了，前景有了，有能力的人才会陆续跟过来，这个时候就得掺沙子了。
原来那班能力不算太强的、认知、能力和贡献也越发跟不上节奏的，该退的退了。
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了。
被吼大的孩子，七个明显缺陷或特征：1、习惯性撒谎。2、习惯性逃避。3、智力受损，真的会变笨。4、唯唯诺诺，自卑又讨好。5、迟早有一天会叛逆，并报复父母。6、安全感缺失与崩塌，难以有亲密关系。7、没有主见，丧失判断，不敢主动担责。
多巴胺掠夺者：为什么有些人一靠近你，就开始控制你！有些人一进入关系，就开始管你、盯你、限制你。表面是关心，实际却让你越来越累。原因并不复杂——他们不是在爱你，而是在通过你获取多巴胺。正常情况下，人可以通过完成家务、按时工作、运动、散步等低价值任务，让多巴胺保持温和波动，情绪自然稳定。能靠自己获取多巴胺的人，通常不需要控制他人。
问题出现在那些做不到的人身上。他们缺乏持续投入和自律能力，无法从成长和创造中获得奖励，多巴胺长期不足，便会焦虑、易怒、空虚。于是大脑会选择最省力的方式——从身边的人身上“找回来”。这也是为什么被过度娇惯的孩子，在外退缩，对家人却暴躁；为什么有些家长不愿孩子真正独立，一旦孩子自理，他们就失去被需要感。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补偿。
亲密关系里同样如此。热恋期是一场多巴胺风暴，必然会脱敏。如果关系无法转向更稳定的情感连接，就只能靠更强刺激或控制维持。判断一个人是否危险，有一个简单标准：看他是否拥有低价值成就。是否做饭、运动、长期投入一件事。如果没有，他的满足感多半来自外部，而伴侣就成了供给源。
因此你会看到要求秒回、干预社交、情绪绑架、经济控制、忽冷忽热等行为。你的反应，就是他的奖励。记住一句话：自我多巴胺获取能力弱的人，更容易掠夺他人的多巴胺。如果边界被反复侵犯，哪怕是亲人，也需要拉开距离，否则你付出的，将是长期的神经消耗。
问题出现在那些做不到的人身上。他们缺乏持续投入和自律能力，无法从成长和创造中获得奖励，多巴胺长期不足，便会焦虑、易怒、空虚。于是大脑会选择最省力的方式——从身边的人身上“找回来”。这也是为什么被过度娇惯的孩子，在外退缩，对家人却暴躁；为什么有些家长不愿孩子真正独立，一旦孩子自理，他们就失去被需要感。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补偿。
亲密关系里同样如此。热恋期是一场多巴胺风暴，必然会脱敏。如果关系无法转向更稳定的情感连接，就只能靠更强刺激或控制维持。判断一个人是否危险，有一个简单标准：看他是否拥有低价值成就。是否做饭、运动、长期投入一件事。如果没有，他的满足感多半来自外部，而伴侣就成了供给源。
因此你会看到要求秒回、干预社交、情绪绑架、经济控制、忽冷忽热等行为。你的反应，就是他的奖励。记住一句话：自我多巴胺获取能力弱的人，更容易掠夺他人的多巴胺。如果边界被反复侵犯，哪怕是亲人，也需要拉开距离，否则你付出的，将是长期的神经消耗。
当一个人的主体性是欠缺的，他就会疯狂的用"工具性"去弥补，特别想展示以及过度的展示自己是有用的，对别人来说是有价值的。有个关于物化概念，当一个人在某种情境下，无法明确的感知到，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内在尊严时，他就会不自觉的把自己降格为物品，因为物品的价值在于功能，而人的价值在于存在本身。所以一个拥有强主体性的人，他做事的底层逻辑是我是谁，而一个没有主体性、缺乏主体性的人，他做事的底层逻辑是，我应该做点什么才会有价值？当一个人总是想展示自己的工具性，其实是他想把关系降格为交易，因为交易是可控的，我付出了劳动，你就要给我认可，我就要有回报。而真正的爱是不可控的，这种不可控的爱，对于缺乏主体性的人来说，他是很危险的存在，会让他感到恐惧不安。怎么破局呢？试着做一些没用的事情，试着在关系里适度的暴露自己的脆弱、无能、不完美。当你对别人来说不再那么好用的时候，你才算是真正作为一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
父母的逻辑思维，决定了孩子一生的高度。很多孩子的上限，其实在父母开口说第一句话时就已经被设定了——不是学历，不是努力，而是父母有没有逻辑。没有逻辑的父母，只盯着成绩和外部反馈，教育是短期的、应试的。他们不断告诉孩子“成绩好才有未来”，却忽略了最关键的能力——思维能力。孩子在追分数的过程中，学会了服从流程，却不会分析问题、做判断，一旦离开标准答案，就容易迷茫、内耗、被动。有逻辑的父母，看得更远。他们明白教育的真正目标，不是分数，而是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关注的是思维框架，而不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引导孩子拆解问题、权衡选择、做理性决策。这样的孩子敢表达、会博弈、懂选择、能领导，这不是智商差距，而是思维训练的差距。孩子对世界的理解，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父母“讲”出来的。你不教他逻辑，他只能用情绪理解世界；你不教他判断，他只能靠运气走人生。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孩子，而是父母的思维方式。所以，思维最该先学习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你以为越来越多人觉醒了，其实只是情绪在被批量唤醒
平台算法已经将你困在了认知牢笼之中，而你却浑然不知。每一个人，都被分配进了一个看似觉醒、实则封闭的房间。
这两年，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
人人都在谈“觉醒”。
讲结构、讲制度、讲系统、讲资本、讲阶层、讲命运...
仿佛只要把这些词排列组合一遍，就完成了一次对世界本质的洞察。
仿佛不谈这些，就显得你还活在幻觉里。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
如果真的越来越多人觉醒了，为什么现实并没有变得更清晰，反而更混乱了？
一、被大规模传播的，并不是认知本身，而是“觉醒的情绪外壳”
我们先说一个不太好听、但非常关键的事实：
今天广泛传播的，并不是系统性认知，而是“我已经看懂了”的情绪体验。
真正的系统性认知，意味着什么？
你需要区分结构与个体的边界
理解制度的长期逻辑，而不是即时后果
接受很多问题没有简单答案
甚至承认：你知道了，也未必能改变什么
而这些内容，在传播层面几乎是“反人性”的：
不刺激
不解气
不提供情绪出口
也很难被剪成30秒
于是，平台和算法自然会做出选择：
它们筛选的不是“是否正确”，而是“是否有情绪强度”。
结果就是：
认知被剥离成态度，分析被压缩成愤怒。
你感受到的不是“理解世界”，
而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惨了”。
二、你看到的觉醒，大多是被平台筛选、加工、情绪化后的版本
必须说清楚一点：
你刷到的，不是思想源头，而是思想的“流量形态”。
在传播链条中，真正发生的是三次过滤：
原始思想 → 被简化
简化内容 → 被情绪化
情绪化表达 → 被立场化
最后呈现给你的，往往是这样的结构：
一个明确的压迫来源
一个模糊但巨大的“系统”
一个无力但正义的“我们”
这种内容极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我已经站在真相一侧了。
但问题在于：
站队感 ≠ 理解力
愤怒 ≠ 洞察
识别压迫 ≠ 掌握结构
你看到的“全民觉醒”，更像是一场由算法驱动的情绪同频共振。
三、为什么会感觉“越来越多人觉醒了”？
并不是因为大家突然更聪明了，
而是因为原来的那套解释体系彻底不好用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流叙事至少是自洽的：
个人努力可以覆盖大部分结构问题
上升通道虽然窄，但真实存在
失败更多是个人问题，而非系统问题
但当现实反复否定这套叙事时，人们只能转向另一种解释。
“觉醒叙事”恰好满足了三个心理需求：
为失败提供一个合理解释
为愤怒提供一个正当出口
为无力感提供一个身份认同
于是你看到的，不是觉醒者增多了，
而是原本沉默的失序感，被集中表达了出来。
四、更准确的描述是：人们并没有醒到同一个世界，而是醒进了不同的叙事牢笼
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事实：
觉醒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无数个分岔口。
同样是在谈结构、资本、制度，有人走向：
全面犬儒：看懂一切，放弃一切
情绪对抗：用愤怒替代理解
新宿命论：一切都是命，结构不可动
新成功学：只不过换了一套更高级的话术
他们都觉得自己“醒了”，
但实际上只是换了一套解释世界的模板。
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
这些模板一旦固化，就会变成新的认知牢笼。
五、觉醒内容最大的陷阱：让人误以为自己“跳出了系统”
很多觉醒叙事，暗中贩卖的是一种错觉：
你已经站在系统之外了。
但现实是：
你仍然在制度之内
在结构之中
在激励机制的约束下
在情绪和叙事的牵引里
人不可能没有框架。
真正的差别是：
你是否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这个框架如何影响你的选择。
如果一种“觉醒”，只让你更愤怒、更绝望、更沉迷于解释世界，却无法指导任何现实决策，那它大概率是有害的。
六、普通人如何不被“觉醒内容”反噬？
这里反而要说一句逆耳的话：
真正对普通人有价值的，不是更激烈的觉醒，而是更冷静的自我定位。
几个基本的判断标准：
如果一个内容只告诉你“谁在压迫”，却从不讨论“你能如何行动”，要警惕
如果一个解释让你情绪不断被放大，却决策能力持续下降，要警惕
如果你越看越懂世界，但越不敢做选择，那你并没有获得认知，而是在消耗心理能量
觉醒如果不能服务于现实策略，
最终只会变成一种精神内耗的高级形式。
结语：这不是觉醒的时代，而是认知震荡的时代
所以，与其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集体觉醒，
不如说我们身处一个：
旧叙事崩塌，新解释尚未稳定的认知震荡期。
情绪会先行，
口号会泛滥，
而真正有价值的理解，永远是少数人的慢工。
如果你已经开始对“标准化觉醒”“情绪型认知”感到不适，
开始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对你有用——
那至少说明一件事：
你已经不再只是被唤醒情绪的人了。
平台算法已经将你困在了认知牢笼之中，而你却浑然不知。每一个人，都被分配进了一个看似觉醒、实则封闭的房间。
这两年，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
人人都在谈“觉醒”。
讲结构、讲制度、讲系统、讲资本、讲阶层、讲命运...
仿佛只要把这些词排列组合一遍，就完成了一次对世界本质的洞察。
仿佛不谈这些，就显得你还活在幻觉里。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
如果真的越来越多人觉醒了，为什么现实并没有变得更清晰，反而更混乱了？
一、被大规模传播的，并不是认知本身，而是“觉醒的情绪外壳”
我们先说一个不太好听、但非常关键的事实：
今天广泛传播的，并不是系统性认知，而是“我已经看懂了”的情绪体验。
真正的系统性认知，意味着什么？
你需要区分结构与个体的边界
理解制度的长期逻辑，而不是即时后果
接受很多问题没有简单答案
甚至承认：你知道了，也未必能改变什么
而这些内容，在传播层面几乎是“反人性”的：
不刺激
不解气
不提供情绪出口
也很难被剪成30秒
于是，平台和算法自然会做出选择：
它们筛选的不是“是否正确”，而是“是否有情绪强度”。
结果就是：
认知被剥离成态度，分析被压缩成愤怒。
你感受到的不是“理解世界”，
而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惨了”。
二、你看到的觉醒，大多是被平台筛选、加工、情绪化后的版本
必须说清楚一点：
你刷到的，不是思想源头，而是思想的“流量形态”。
在传播链条中，真正发生的是三次过滤：
原始思想 → 被简化
简化内容 → 被情绪化
情绪化表达 → 被立场化
最后呈现给你的，往往是这样的结构：
一个明确的压迫来源
一个模糊但巨大的“系统”
一个无力但正义的“我们”
这种内容极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我已经站在真相一侧了。
但问题在于：
站队感 ≠ 理解力
愤怒 ≠ 洞察
识别压迫 ≠ 掌握结构
你看到的“全民觉醒”，更像是一场由算法驱动的情绪同频共振。
三、为什么会感觉“越来越多人觉醒了”？
并不是因为大家突然更聪明了，
而是因为原来的那套解释体系彻底不好用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流叙事至少是自洽的：
个人努力可以覆盖大部分结构问题
上升通道虽然窄，但真实存在
失败更多是个人问题，而非系统问题
但当现实反复否定这套叙事时，人们只能转向另一种解释。
“觉醒叙事”恰好满足了三个心理需求：
为失败提供一个合理解释
为愤怒提供一个正当出口
为无力感提供一个身份认同
于是你看到的，不是觉醒者增多了，
而是原本沉默的失序感，被集中表达了出来。
四、更准确的描述是：人们并没有醒到同一个世界，而是醒进了不同的叙事牢笼
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事实：
觉醒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无数个分岔口。
同样是在谈结构、资本、制度，有人走向：
全面犬儒：看懂一切，放弃一切
情绪对抗：用愤怒替代理解
新宿命论：一切都是命，结构不可动
新成功学：只不过换了一套更高级的话术
他们都觉得自己“醒了”，
但实际上只是换了一套解释世界的模板。
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
这些模板一旦固化，就会变成新的认知牢笼。
五、觉醒内容最大的陷阱：让人误以为自己“跳出了系统”
很多觉醒叙事，暗中贩卖的是一种错觉：
你已经站在系统之外了。
但现实是：
你仍然在制度之内
在结构之中
在激励机制的约束下
在情绪和叙事的牵引里
人不可能没有框架。
真正的差别是：
你是否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这个框架如何影响你的选择。
如果一种“觉醒”，只让你更愤怒、更绝望、更沉迷于解释世界，却无法指导任何现实决策，那它大概率是有害的。
六、普通人如何不被“觉醒内容”反噬？
这里反而要说一句逆耳的话：
真正对普通人有价值的，不是更激烈的觉醒，而是更冷静的自我定位。
几个基本的判断标准：
如果一个内容只告诉你“谁在压迫”，却从不讨论“你能如何行动”，要警惕
如果一个解释让你情绪不断被放大，却决策能力持续下降，要警惕
如果你越看越懂世界，但越不敢做选择，那你并没有获得认知，而是在消耗心理能量
觉醒如果不能服务于现实策略，
最终只会变成一种精神内耗的高级形式。
结语：这不是觉醒的时代，而是认知震荡的时代
所以，与其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集体觉醒，
不如说我们身处一个：
旧叙事崩塌，新解释尚未稳定的认知震荡期。
情绪会先行，
口号会泛滥，
而真正有价值的理解，永远是少数人的慢工。
如果你已经开始对“标准化觉醒”“情绪型认知”感到不适，
开始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对你有用——
那至少说明一件事：
你已经不再只是被唤醒情绪的人了。
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 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
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 年11 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
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1996 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1996 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 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
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
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问：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
答：不，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1976 年的那个夏天，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
问：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
答：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
爸爸还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问：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问：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是怎么回事?
答：2005 年年初，我爸爸从春节前开始生病，从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争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疗，但是上面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阴的医院里，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我孙子那时两岁，带他的阿姨的父亲生病，请假回去了。所以，我还得带孙子。反正我两头跑，焦虑得不得了。在江阴的医院里时，看守还时不时拿着账单来给我看，说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钱。
最后，他们说花了几十万时，我忍不住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允许我把他带回去，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出，现在我就可以把他带走，你们就不需要花钱了。后来他们就不再给我看账单了。
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过程，因为他负责过三位老人的医疗组。我最后签了个字，不要搞气管切开，不要抢救。他病危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我是看着他咽气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但我问不出口，尽管我极力掩饰，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
病危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毛主席说，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还说要火化，都签了字的。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还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为了我。我这一辈子也够了。”这里，爸爸指的是1976 年10 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
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 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 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
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这段话我当时是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上的，这两天我把原始记录找到了。现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点，也就是说，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如果没有“四五事件”，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源：特色文苑
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 年11 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
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1996 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1996 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 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
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
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问：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
答：不，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1976 年的那个夏天，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
问：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
答：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
爸爸还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问：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问：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是怎么回事?
答：2005 年年初，我爸爸从春节前开始生病，从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争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疗，但是上面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阴的医院里，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我孙子那时两岁，带他的阿姨的父亲生病，请假回去了。所以，我还得带孙子。反正我两头跑，焦虑得不得了。在江阴的医院里时，看守还时不时拿着账单来给我看，说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钱。
最后，他们说花了几十万时，我忍不住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允许我把他带回去，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出，现在我就可以把他带走，你们就不需要花钱了。后来他们就不再给我看账单了。
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过程，因为他负责过三位老人的医疗组。我最后签了个字，不要搞气管切开，不要抢救。他病危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我是看着他咽气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但我问不出口，尽管我极力掩饰，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
病危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毛主席说，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还说要火化，都签了字的。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还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为了我。我这一辈子也够了。”这里，爸爸指的是1976 年10 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
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 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 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
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这段话我当时是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上的，这两天我把原始记录找到了。现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点，也就是说，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如果没有“四五事件”，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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