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军曾说过这样一个观点：
当一个人在穷透的时候，千万不能依靠自己，要是自己靠得住，早就已经发达了，何必等到今天呢？
时至今日还没发达，说明自己是靠不住的，成功要依靠别人的力量，要靠父母、靠老板、靠合伙人、甚至靠老婆。
你的出身决定了你的起点；你和谁同行，可能已经决定了你的终点。
当一个人在穷透的时候，千万不能依靠自己，要是自己靠得住，早就已经发达了，何必等到今天呢？
时至今日还没发达，说明自己是靠不住的，成功要依靠别人的力量，要靠父母、靠老板、靠合伙人、甚至靠老婆。
你的出身决定了你的起点；你和谁同行，可能已经决定了你的终点。
前半生靠积累，后半生凭选择。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前半生，我们常常陷入琐碎人事的漩涡，饱尝过痛苦，也遭遇过挫败。人生下半场，当你开始转身的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往往就会悄然转动。转身，不听闲言碎语。当你把生活调至静音，排除了外界喧嚣，才能定下心来，专注走好下半生的路。转身，远离烂人破事。中年人最大的精明，就是不要跟一些无所谓的人，争一口无所谓的气。面对那些胡搅蛮缠的人，最好的做法，就是选择无视与远离，不跟烂人烂事沾边。转身，及时拐弯掉头。行至中年，没人能一马平川，生活中多的是曲折坎坷。与其固执地在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不如趁早换条道路，让自己重获新生。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
阅读自己，超越自己，取悦自己，做一个自由而洒脱的主体，才能够活出自己生命独特的意义。人需要过一种逆流而上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虽然艰辛，但是可以打开生命的维度，一旦突破自己设定的限制，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复杂。真正的生命，它是流动的，像水一样，它有无限丰富的精神，是一种体验的过程。自我的形成是过去的，人的生命是不断打开的，那么逐渐的内和外就产生了对话，不断把生机勃勃的东西转化为内在，然后慢慢扩大，最后才有了相对于世界的这种确信感和自我价值感。这个过程它是不断的探索和变化的。
成大事的人，内核没有一个是温文尔雅的，温文尔雅不过是他们精心设计的外包装，真正的核心是杀伐果断，是刚性勇猛，而且一旦有了利益的冲突，或者是发现你是他们阻碍的人物，獠牙就会立刻露出来。要记住啊，能够坐上一个位置的人，没有一个是食草性动物，要么是老虎，要么是狮子，最差也是一匹狼，而温文尔雅的小绵羊只能乖乖躺在围栏里面去被圈养，然后定期的屠宰。所以所有的规则其实都是为了限制那些圈子之外的人。
到了四十岁，你就会领悟，礼貌没有用，谦逊也没有用，过道热肠也没有用，忠厚老实也没有用，你再守规矩也没有用。除非你有权势了，变得有地位了，有影响力了，你有名望、有资源、有话语权了，变得极具威慑力了。否则，什么克制，什么隐忍，什么委屈抽签，什么沉默、体谅、饶恕、豁达、以德报怨，都没有用，根本就换不来他人的尊重，换不来友善，换不来平等，换不来尊重。什么忍一忍，万事皆受，让一让，相安无事，根本换不来他人的尊重与感。还有觉醒换来的却是一直气使，步步紧逼，毫无顾忌的继续欺凌，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对他人好也没有用，根本换不来对方的真实，换不来真心，换来的却是背信弃义。坦诚相对根本换不来对方的坦诚相对，真情根本换不来真情，热忱根本换不来热忱。利益和人心是变化无常的，如果你是弱者，那么你身边大多都是坏人，如果你变成了强盗，那么你就会发现身边几乎全是好人和笑脸。
理想主义者往往容易极端化。他们大多天真单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理想化地看待许多社会问题及世界的意义。
殊不知世间的许多问题绝非提出一个理想就能解决的，理想一旦极端化就难以执行。
相反，大多数解决问题的方案都是妥协的产物，而极端化的人常常对任何妥协都看不顺眼。
殊不知世间的许多问题绝非提出一个理想就能解决的，理想一旦极端化就难以执行。
相反，大多数解决问题的方案都是妥协的产物，而极端化的人常常对任何妥协都看不顺眼。
人性的坏到了成年是逻辑闭环的。
你认为的坏，在他们的认知里不是坏。坏人作恶，秉持我这么做有我的合理性。人性认知上的扭曲，基本是个长期自洽的过程。从家庭影响，父母德行，基因自带的嗅觉，再到人生经历，社会教育……一系列经历过来，尘埃落定。
这种人要远离，他们的恶，能激发你的愤怒、抑郁。
你认为的坏，在他们的认知里不是坏。坏人作恶，秉持我这么做有我的合理性。人性认知上的扭曲，基本是个长期自洽的过程。从家庭影响，父母德行，基因自带的嗅觉，再到人生经历，社会教育……一系列经历过来，尘埃落定。
这种人要远离，他们的恶，能激发你的愤怒、抑郁。
越来越感觉身体是最诚实友善的。
只要你对ta稍稍好那么一点点，吃得健康一点点，定期锻炼一点点，晚上早睡一点点，恶习减少一点点，ta立马就给你积极的反馈，舒服的感觉马上传导到全身各处，让你立即就感受到快乐、积极和自信。
只要你对ta稍稍好那么一点点，吃得健康一点点，定期锻炼一点点，晚上早睡一点点，恶习减少一点点，ta立马就给你积极的反馈，舒服的感觉马上传导到全身各处，让你立即就感受到快乐、积极和自信。
屌丝为啥翻身难？
你很努力，你就挡了别人的道，人家就恨你，千方百计搞你。你不努力，啥机会也没有。无论是否努力，都会一身伤痕。只有那种努力了还运气特别好的人，才会逆袭。
翻身不是靠努力，生活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复杂反应系统，天知道是什么结果。如果你失败了，那是正常的，成功了才是奇葩。
你很努力，你就挡了别人的道，人家就恨你，千方百计搞你。你不努力，啥机会也没有。无论是否努力，都会一身伤痕。只有那种努力了还运气特别好的人，才会逆袭。
翻身不是靠努力，生活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复杂反应系统，天知道是什么结果。如果你失败了，那是正常的，成功了才是奇葩。
为什么有的人特别容易紧张，我看到一段这样的回复：就是在做事情时，你的出发点并不是自己想要什么或感受如何，而是想着别人会怎么看自己。比如在台上演讲时，心里不是想着我有没有讲清楚我要传达的内容而是想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紧张、水平很差或者看到一件粉色的衣服，第一反应不是我穿着开不开心，而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装嫩这种就是典型的自我客体化。要减少紧张，就需要找回自我主体。
身处陌生的环境中，一个人最起码的安全感来自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底细，不敢轻举妄动。
想要结识某个陌生人，千万不要揣测人家的想法，装作很懂对方的样子分析人家的心理。
你说对了会唤起对方的警惕，提防你；说错了，对方就会觉得你人蠢话多爱犯贱，甚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想要结识某个陌生人，千万不要揣测人家的想法，装作很懂对方的样子分析人家的心理。
你说对了会唤起对方的警惕，提防你；说错了，对方就会觉得你人蠢话多爱犯贱，甚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然而，这么多研讨会造了过多的舆论，社会上以为政治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保守派冷眼旁观，收集材料，准备一战；改革者不知就里，无从下手。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1986年9月28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
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1995，第209页）
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必然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不管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胡耀邦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赵紫阳为何与陈云连手批评胡耀邦
作者： 杨继绳
图：1982年9月趙紫陽、鄧小平和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會議上。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
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1995，第209页）
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必然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不管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胡耀邦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赵紫阳为何与陈云连手批评胡耀邦
作者： 杨继绳
图：1982年9月趙紫陽、鄧小平和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會議上。
1995年12月16日，我在赵紫阳家中采访他时，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
赵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
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 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1983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赵紫阳说：“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他向本书作者出示了这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0日访欧前夕
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
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1984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
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
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他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1995年12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邦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两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
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年3月5日，我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我谈话的内容。他说：
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
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呼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
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面有一条缝，下面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两人找来做团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
任仲夷说他们两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连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
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
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
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维方式，两人的性格也不同。
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有胡那么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权谋较少。赵善于保护自己（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举出足够的事实证明赵想取代胡。
1983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连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
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也有不同。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四”以后他才放弃这个观点）。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因此，老人们也许有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1986年政治改革的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反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紫阳当时不得不听。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并没有协同起来。1986年10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1987年7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框。“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看法。
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
赵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
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 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1983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赵紫阳说：“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他向本书作者出示了这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0日访欧前夕
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
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1984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
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
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他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1995年12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邦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两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
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年3月5日，我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我谈话的内容。他说：
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
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呼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
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面有一条缝，下面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两人找来做团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
任仲夷说他们两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连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
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
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
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维方式，两人的性格也不同。
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有胡那么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权谋较少。赵善于保护自己（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举出足够的事实证明赵想取代胡。
1983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连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
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也有不同。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四”以后他才放弃这个观点）。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因此，老人们也许有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1986年政治改革的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反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紫阳当时不得不听。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并没有协同起来。1986年10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1987年7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框。“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看法。
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
苏联解密档案公布的惊人数据
（1）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 移交。
（3）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中共军队（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中共军队。尔后，苏联又向中共军队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居多，精锐越打越少，解放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
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这些大部分来自苏方的档案资料。
---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
（1）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 移交。
（3）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中共军队（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以及日本在北朝鲜军队的全部武器都交给了中共军队。尔后，苏联又向中共军队提供了40亿美圆的美式武器，以及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大部消灭打光，剩下的杂牌军居多，精锐越打越少，解放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实力已远在国军之上。”
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
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
这些大部分来自苏方的档案资料。
---林彪的四野是超级版关东军
